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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名医齐聚，畅谈百姓健康，各位新浪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由新浪健康和医学论坛网共同直播的《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崔颖默。其实我们今天观看的大部分人都没有亲历战争，但是10年前突发的事件却让我们经历了没有硝烟的战争的日子，就是非典。在非典时期有一批医护人员被推到前线，他们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今天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就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教授，还有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李兴旺教授，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关SARS的话题，首先请我们认识一下童教授和李教授。

　　童朝晖：：大家好！

　　李兴旺：：大家好！

　　主持人：：回忆一下，在2012年的12月份，有一位广东的农民突然发烧住进了医院，他们一家都感染了类似于肺炎的疾病，当时医院似乎没有给这个疾病下特别准确的定义，于是全国各地有很多这样的疾病就发生了，于是我们听见了一个词叫非典。我想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把这个病称作为非典呢？

　　童朝晖：：我记得当时这个病人出现以后，实际上也有很多专家去会诊，包括当地的广东省还有国家的一些专家去会诊，因为从影像上他是肺里有影子，我们一般考虑是肺炎。但是这个肺炎和我们平常常见的细菌性肺炎，它的临床表现、病菌过程还不一样，但是也没有找到是什么样的微生物引起的肺炎，所以当时就命名为非典型肺炎。后来就发现这个肺炎不仅仅和普通的细菌性肺炎不一样，它还有传染性，还可以比方一家人都传染上了，叫有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在我们医学界或者在我们呼吸专业，还有一个也叫非典型肺炎，就是传统的我们专业的非典型肺炎指的是像支原体、衣原体引起的肺炎，也叫非典型性肺炎，它这个是没有传染性的，所以之间是这么一个差别。当然后来找到了原因，因为是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找到了病原学，所以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当然这之前世卫组织液叫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这个只是我们叫医学上叫病理生理学诊断，不能叫病原学诊断。

　　主持人：：两位教授，当年是战斗在第一线的，就是我们非常崇拜的战斗在前线的医生，请您帮我们回忆一下，当初大家刚接触到非典病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李兴旺：：今天这个日子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有点意义，因为10年前的3月26日我们医院收治第一个病人的日子，当时我们医护人员毕竟对这个病没有认识，但是我们是搞传染病的，应该说大家对这些相对来讲我们防护的理念上和措施上比综合医院可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对这个病能够传染医护人员我们医生、护士也知道，所以大部分人多多少少有一些紧张。

　　主持人：：我听说两位之前还曾经在一起战斗过？

　　童朝晖：：我们应该说在一起战斗过很长时间，因为很多病人都从综合医院诊断以后转到地坛医院，地坛医院当时很多病房都腾出来接收其他医院转过来的人员，所以地坛医院当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医护人员全部做这个事，其他的常规事都不做了。记得当时有一个很重的病人，也是从我们医院转过去的，是我们医院的一个医务处的领导，而且病情很重。因为当时按照上面要求，诊断出来都要转到地坛医院，所以就转到地坛医院去。我记得那天我刚好是从佑安医院会诊准备回医院，结果我们的医务处长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自己的职工病情加重，需要我去看看，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于是待到我记得是凌晨，咱们给他插的管，当时我还没有认出李主任来，我们当时都戴着口罩、帽子在一块干活，当时我还不知道李主任在我身边我们一起帮病人插管、弄呼吸机、商量治疗，当时我记得有麻醉科的两位医生在一起。

　　主持人：：当时在非典刚刚爆发的时候，好像大家对包括医护人员的认知也不是很明确，是不是那个时候防护开始做的并不是很好啊？

　　童朝晖：：当时我的印象防护也是按照传染病他们要求来防护的，也是戴口罩，穿隔离衣，好像是按照消化道传染病来防护。

　　李兴旺：：呼吸道。

　　童朝晖：：当时我印象就是棉口罩，当时没有N95，是吧？

　　李兴旺：：当时地坛医院还有，因为当时集中收治病人，所以上级还是给装备了所谓大家经常看到的那种白色的隔离服。

　　童朝晖：：猴服，就是一体的，上衣和裤子一体的。

　　李兴旺：：还有N95的口罩，早期没有。

　　主持人：：后来我们看到防护设施特别完备了，好像戴着口罩、眼镜、手套，基本上好像没有能够暴露在空气中的了。

　　李兴旺：：现在话说相当完备了。

　　童朝晖：：佑安后来因为政府、主管部门都很重视，而且那会儿广东那边已经在我们前面有发生了，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也装备上了。

　　主持人：：当时怎么样的一个事件能够让大家忽然觉得这个传染性非常强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让大家觉得防护是很必要的呢？

　　童朝晖：：因为很多病例相互传染性很强，就我们医院来讲，我印象中第一例那个患者就非常厉害，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他实际就是拉了广东来的那个人，他是拉了他，那边好像后来我印象是送了301去了，他拉了以后他就得了，得了以后他一家人都得了，他到武警总医院住院，一病房的人也得了，然后跑到我们医院的发热门诊，我们医院的发热门诊刚刚建起来，为了应对SARS建了发热门诊，他来了尽管我们医院的医护人员防护但是是普通规格的防护，不是高规格的防护，他来了我们的医护人员都穿上了，包括我们医务处的领导都穿了，后续的我们医院就有20多人得了SARS。

　　主持人：：就是说最初大家就发现了这个SARS是传播力特别强的。

　　童朝晖：：是，有些老百姓也好、医护人员也好就很恐惧，传染力很强，你看我们做了防护还传上了，是不是很可怕。

　　李兴旺：：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一个是传染力强，再一个，死人，大家心慌了。

　　童朝晖：：尤其是这些人，他不是说一些老人，都是青壮年人，青壮年一得病、一去世，估计一般人可能都接受不了。

　　主持人：：而且在家里可能大家从心理上很难接受。

　　童朝晖：：老百姓、社会可能接受不了，青壮年过去也没什么病，突然一下子就没了，所以可能一般人接受不了。

　　主持人：：所以当时很多人就想到了隔离这个词，当时我们在广播里或者在一些媒体上看到这个词的出现率也是特别高的，很多病人后来包括很多医护人员是不是都和我们普通的生活都隔离凯勒呢？

　　童朝晖：：隔离其实在传染病，李主任，你们那儿不是什么稀奇事？

　　李兴旺：：那时候对传染病都不重视了，慢性病、肿瘤、心脏病是大家很重视的疾病，不重视以后一旦传染起来了就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开始不重视，后面精心去做，所有就很过度的恐慌。隔离，我记得当时北京大街上车看不到、人看不到，全国飞机也没有人坐、火车也没有人坐，尤其看不仅戴着口罩，还有戴着防毒面具的。所以很多小区一发现一个病人，这个小区的人都隔离起来，都不上班了，现在看是一个不科学的事情，但是当时那个状态下，可能这样相对能使人心稳定一点。

　　主持人：：当时这个记忆特别的深刻，就好象是这一栋楼整个隔离了，说这栋楼里发现了非典病人，而且我记得非典基本上过去的时候，我们曾经有一次坐飞机去外地出差，当时大家要量体温，体温合格让你下飞机。

　　童朝晖：：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机场现在还有。

　　李兴旺：：现在没用。

　　童朝晖：：现在还有量体温。

　　主持人：：我记得那个时候天气已经挺热的了，开着窗户可能体表晒的温度比较高，一量说不行，你们这前后五排都不能下飞机，发现了一例疑似，这个飞机的人，我们当时被要求在机场大概待了3个小时，后来疑似病人被排除了这批人才能放，否则的话据说要被在当地隔离15天。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同事，因为这个事不能坐车了，就自己开车回老家，然后把车牌子遮起来，好像北京人到外地也要被隔离15天。

　　李兴旺：：当时把这个看成很严重的问题，甚至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主持人：：其实从现在我们的角度再去回顾非典，当时这种做法、这些措施，是不是从医学上来说真的有这种必要呢？

　　童朝晖：：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这种事情，当然大家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情反应不足，不知道什么叫科学应对，因为后来提出来叫科学应对，就是说我们大家对这起传染病，当然呼吸道传染病，不是说你到哪儿戴个口罩就可以，因为这个发病传染病是有它的特点的，比方说你到外头，外头空间这么大空气流通很好，甚至还刮着风，人也很少，那是非常安全的，根本就不用戴口罩。我看很多人走在马路上还戴口罩，我心里觉得这还是我们的科普知识宣传不到位。还有就是，包括我现在坐飞机，我看好多人还戴着口罩，当然现在的飞机实际是一个密闭环境，但是按照设计要求有高效新风过滤系统，应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什么情况下要注意呢？就是说所谓的传染病的特点就是，呼吸道传染病是在密闭的空间，不通风的情况下，人口比较多，而在这个空间里如果有一个患者，或者在这个密闭空间里有比较高浓度的比方说病毒和这些微生物，这种情况下可能就容易被传上，包括我们也不光说SARS，包括流感，包括结核，包括这些呼吸道传染病的微生物，只要是你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空气流动也不好的情况下，那是容易被传上。而在一些空气流通很好的，人口也不稠密的地方，那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主持人：：其实从国家的报告来说，临床上死亡的病例，29个国家加起来一共是916例，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其实它跟普通的流行病或者传染病相比这个数字算高吗？

　　童朝晖：：这个李主任应该有这个数字。

　　李兴旺：：按数据统计的话，比如全球8千多人，死了9百多人，换句话说病死率在11%左右，从传染病来讲，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传染病。

　　主持人：：就是病死率很高。

　　李兴旺：：对，尤其是对中国来讲，中国的病死率可能比这个数据还高一些。

　　主持人：：但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没有想到，因为当时对这个回忆都觉得是特别严重的一件事情，其实可能全球9百多人，这个事件来说，和我们心理上承受的压力来说，实际是不成正比的。大家都在想，其实SARS当时得我们造成更多的是心理压力，所以带来了很多事件，比如刚刚两位教授谈的，大家都学会戴口罩了，不管有事、没事觉得戴口罩，除了隔离病毒以外，可能很多人觉得心理上有了这么一个保障，包括现在小孩洗手，我发现比我们当时以前洗手认真得多，好象也是从那个SARS开始的，大家认真对待洗手这个事情了。

　　说到心理上的事，我想起我们有一个同事，当初因为大家放假了，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这么严重呢，本来想去外地玩，可是走到河北的时候觉得心理上实在承受不了了，回来了。我问发生什么事了？说到了河北想吃面，一看北京牌子的车，说你是北京来的吗？说是。说既然你是北京来的，给你一碗面蹲门口吃，当时觉得你是疫区来的人，让大家觉得非常害怕。心理上确实是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大的恐慌，究竟是一个什么原因？

　　李兴旺：：还是刚才说的，一个病，一，死人，二，传染，就造成恐慌，即使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你刚刚说的未知是一个方面，再一个，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群科学素养有关系，人口的总体科学素养比较高，或者对这方面的知识相对了解比较多一点，可能就不会这么恐慌，可能因素比较多。

　　主持人：：包括抢购的事件，我们现在回忆一下抢购似乎都是从SARS开始的，我记得那时候正好是五一之前要放假，我们去一个大的超市门口发现没开门呢，人都排了很多了，等进了门，发现米、面、很多食物基本上架子都被抢空了。

　　童朝晖：：这个抢购实际上也不一定从SARS开始的，中国人可能觉得，在过去很多货源紧缺，缺怕了，比如连盐、连水、连日常食品都抢，我想可能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咱们很多东西供应不足，碰见什么都抢购，实际上现在是商品经济时代，为觉得很多东西是不缺的，所以抢购可能中国人有这个抢购风。

　　主持人：：但在公共卫生应急机制方面，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进步是非常大的，在之前似乎大家没有这种心里的准备，之后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进步呢？

　　童朝晖：：李主任感受比较深，我记得当时SARS之前是不是你们医院差点要合并了？

　　李兴旺：：那是一个小的事，应该是，首先一个，对传染病重视了，第二，重视之后可能人们又想了好多应对办法，比如建立了好多预案，比如现在再有这些病来，比如现在对甲流，应对甲流，包括后面禽流感，都做了很多预案，一级、二级，什么级别启动什么样的机制，人们一旦有准备，可能这个事情相对要从容一些，所以我觉得不光从政府的层面来讲、从医院层面也好、包括医生也好，都有准备。比如在北京市来讲，从临床上有北京市专家组，国家有专家组，各个区有专家组，像我们医院来讲，我们有应急小分队，到现在我们应急小分队是24小时的，有一组人。

　　童朝晖：：可能也不光应对SARS，各种公共卫生事件，包括好多地方有地震、矿难、火灾，国家都会去派这些强都小分队或者专家组去应对。我补充一点，SARS以后可能很多政府部门，包括医院，都有应急办公室，应急办公室就是专门负责处理这些应急突发的事情，这样提高应对反应速度，而且说明通过SARS以后政府、医院、主管部门都非常重视这种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

　　主持人：：其实每当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是冲在最前线的，因为大家都特别需要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去救助，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十年前的非典事件中，在二位的身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或者特别难忘的事件呢？

　　童朝晖：：因为在SARS的时候，我印象中对大家来讲都是突如其来的，谁也不会说没有见过这种事，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个传染，传染的后果怎么样，但是我感觉作为医务人员，别的我也听说过，包括我们医院，我们当时也成立了专家组，成立了专门的医疗队，到我们有一个潘家园定点医院，医生、护士都是我们的人，我看当时我们的医生、护士都是抢着报名，积极要去参加这个医疗队，去救治SARS患者。而且我印象中，还有好多人在这种关键时候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说明医务人员的素质还是很高的，而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家都不了解的情况下还是勇于往前冲的。

　　主持人：：当时在抗击非典的日子里边，大概一共接触或者说救治过多少名患者？

　　童朝晖：：不一样，比方我们定点医院里，我们所在的定点医院，潘家园那个医院，我们救治了大概不到200例100多例的SARS患者，还有包括我们本人，因为我们两位作为专家到别的医院也去帮着会诊、帮着救治，也有不少。

　　主持人：：其实作为医生来说，可能由于这种职业的素养，可能很大无畏，其实医生的家属这个时候心理上承受比一般人更得多压力，因为可能像我们普通的生活，身边确实是经历了这个事件但是没有真正的经历过亲人或者朋友得了非典，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非典病人，我觉得作为家属知道专家们每天都在第一线去见传染性非常强的非典病人，他们当时有什么特殊的表现吗？

　　李兴旺：：对我来讲，没什么太好说了，因为我们俩人再一个单位，所以彼此工作性质是一样的。

　　主持人：：都是在第一线。

　　李兴旺：：对。

　　主持人：：那大家是互相安慰还是互相激励呢？

　　李兴旺：：因为像我们都做传染病的，就是你的事，没什么好说的。

　　童朝晖：：应该的，就像军人要上战场打仗似的，应该的，也没什么可说的。

　　主持人：：童教授呢？

　　童朝晖：：我当时因为我爱人是在国外，她那会儿在国外学习，我跟孩子在国内，刚开始我记得那会儿到各个医院会诊我每天回家，但是后来病人越来越多，又成立了定点医院，我因为到定点医院我是SARS病房的主任，小孩那会儿才10岁，我说这么严重我还是别回去了，所以后来就没回家，然后就住在指定的专门腾出来的宾馆里，大概有2个多月就没回去。

　　主持人：：孩子呢？

　　童朝晖：：孩子找着亲戚帮着看一看，他有时候自己也独立性比较强，所以打打电话。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童高手说的是特别轻松，但是现在肯定很多家长都知道家里有一个10岁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属于需要家长照顾的年龄了，但是把他交给别人或者自己去照顾自己确实非常不容易，当时确实也是考虑到怕把这个病毒。

　　童朝晖：：我后来想也后怕，我头一段日子老回家，万一传染上也麻烦了，后来想也别回去了，这样基本上见不着，但是更安全。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医护人员不容易，其实家属也是相当相当的可敬，在这个过程中，我想医院里肯定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生活状态改变了，以前每天都回家了，现在跟同事朝夕相处了，和同事的感情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童朝晖：：当时跟李主任一起抢救我们医院的医务处的领导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那两个麻醉科的大夫，他们两个抢着去插管，我特别感动，应该也算第一例插管的，毕主任。

　　李兴旺：：部长那个是第一个。

　　童朝晖：：那个也是我们一块抢救的，那两位麻醉科的大夫，有一个是主任，有一个是他的部下，两个人争着要去插这个管，因为插管是很有风险的，挑开一插，如果分泌物痰一喷很可能就传上了，当时我跟李主任都在旁边，我当时特别感动，在这种关键时候，说实话根本就不怕牺牲自己，年长的主任也好，年轻大夫也好，两个人抢着、争着要去给病人插管，这个我印象深。第二个，我们一起抢救外国朋友的时候，大家争着去复苏，那个病人很重，做心肺复苏，当时有几位专家都在，都抢着给他做胸外按压复苏，就像军人上战场给你挡子弹似的。

　　主持人：：确实是，我们听着也确实有感同身受的感受，当时大家面临的是生死的考验。

　　童朝晖：：对，一个你不了解到底是什么规律、传染性有多强，所以还往上冲，还争着冒这个险。

　　主持人：：有没有经历过，真的本来大家一起奋斗的战友，突然有一个战友感染了，他又变成了患者，去抢救他，有这样的故事吗？

　　童朝晖：：有，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一起的同事，还有我们医院一起传上了20多个，有几个大夫、护士在里面住院，天天除了了看重病人之外还要去看他们，有的还是我们学生，大部分是我们呼吸科的，我们呼吸科的医生、护士，我记得我们那个叶大夫，他是自己就做无创的，他自己戴了无创很憋气，有一天眼上给我打电话，说童老师，我憋的难受，我说你憋着难受也要坚持住，不仅自己要戴好，还要鼓励你周围的同事，你得告诉他怎么戴这个无创，怎么把这个坚持住，我记得他们病房有三个人，他一个，加两位护士，他们三个人都戴着无创，在你们那儿，所以鼓励他们，最后他们都挺好。

　　主持人：：在过程中有很多像您说的年轻的同事写入党申请书，有没有通过这个真正的成为党员呢？

　　童朝晖：：有啊，我们在潘家园那个定点医院，我们有临时党支部，大家在做这个工作，感觉还是很踊跃的，感觉那个时候大家的气氛非常融洽、非常团结，一门心思的要把这些SARS病人救好。

　　主持人：：我记得当时媒体上有一些照片，拍的是很多的地方铁栅栏门，门里、门外大家互相交流，因为本来是可以回家的，像您这样的，可能由于各种原因，由于工作或者由于怕把病菌继续往外带，回不了家，通过铁栅栏门传递一些换洗的衣物或者说几句话，像这种状况是不是你们医院里也有呢？

　　童朝晖：：都有。

　　李兴旺：：当时很多情况都这样，当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宣传嘛，为了宣传衬托这种友情，把SARS给它说了很重、很可怕，所以这个带来一个副产品，觉得这么可怕，记得当时一说到上战场了，夫妻拥抱、流眼泪哭的，其实回过头来看可能还不会这样，没那么可怕。

　　童朝晖：：没那么可怕，也没有说咱们去了就一定得上，只要是合理的防护、科学的防护，一般也不会。

　　李兴旺：：但是在当时感染SARS，我觉得分阶段，在开始的阶段，比如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和到了5月份以后，就是全体医生都在支援的时候，心情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个阶段，一个是我们这些人都看到了我们同事得非典了，得了SARS了，也知道有的医生、护士因为这个把生命丢掉了，这种状态下他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比如他在做主任，我在做主任，当时除了把病人治好还要保证我的团队不能感染，压力很大。

　　童朝晖：：我记得有要求，既要把病人救好，你的职工、部下又不能得上。

　　李兴旺：：那种状态下这方面的压力比较大，而且大家一块也叫三同，同吃、同住、共同工作，看着你旁边工作的人突然躺下了，你这种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第一个护士躺下的时候，早上交班。

　　童朝晖：：是在岗位上。

　　李兴旺：：早上交班，大家都哭了，真的像亲人一样的感情，这个阶段是不一样的。

　　童朝晖：：因为我们定点医院是在你们后边建的，后边建的就相对有经验，我们到潘家园的医护人员一个都没传染上，我印象中我们是一个板楼，南北通透，窗户全开着，通风，天天吹着，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帮助的。

　　主持人：：刚才你提到的科学性，只要我们掌握了科学性，可能不再神秘了。

　　童朝晖：：神秘也好、神话也好，到后期大家可能认识会好一些。

　　主持人：：其实我们经常在底下说，说在医生眼里基本上大部分病都不算重病，像我们听起来都特别恐怖的一件事，像SARS，可能在医生眼里就觉得很正常，也没有那么大的传播力。其实在SARS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很多事情，大家的感觉就是一次比一次淡定了，像禽流感、H1N1，它的传染力和SARS相比起来怎么样？

　　童朝晖：：SARS之后是禽流感，禽流感的传染性不如SARS和H1N1强，传染性不是很强，但是病情比较重，病死率比较高。H1N1来讲，传染病相对闭禽流感要强一点，但是没有SARS强，而且相对愈后比禽流感要好一些，应该说比SARS也好一些。

　　李兴旺：：对，比禽流感轻得多。

　　主持人：：所以可能病情本身轻一些，大家的心理承受能力强一点。

　　童朝晖：：所以我们09年以后，包括今年，今年其实冬天也有不少的H1N1，在我们NICU里也救治了一些，当时我们从各个层面也没有说那么去神话它，就当作一个病来看待就行。

　　主持人：：这是不是也说明我们通过SARS带来了一些启示，让我们对这种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准备的更加充分了呢？

　　李兴旺：：吃一堑长一智，虽然长不了一智，长半智也长一点。

　　主持人：：所以大家更加的从容一些。

　　童朝晖：：但是我觉得作为专业人员，应该说始终是这样，专业人员对待疾病，不管说什么样的疾病，是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做，按照诊治指南、按照原则来处理，就看比方政府和媒体怎么对待这件事情，如果媒体再使劲一宣传，政府再一误导，可能这个事就大了，所以我倒觉得很多事情，像医学上，像我们说到疾病，就按照疾病的规律，按照他的诊治原则，按照他的指南，按照科学的一些做法来做，实际上问题不大。所以医生为什么说，什么病在医生眼里显得好像怎么样，其实一个是他作为医生应该心里有数，第二个，他应该给病人以信任，一种很从容的感觉。

　　主持人：：其实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医生都是一个特别帅的职业，因为觉得自己生病的时候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病比较轻，但是大家都有这种体会，我只要到医院转一圈大夫说一句我的病就好一半了。刚刚李主任说的我印象挺深刻的，自己的同伴突然倒下来这种震撼力是相当大的，这时候你再强大、再专业、对这件事情认知度再高，也很难避免这种心理上的打击，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呢，SARS发病是非常突然的，开始还不知道，突然之间就会发病，还是怎么样的呢？

　　李兴旺：：因为一个疾病来讲，像SARS可能开始发烧，然后咳嗽，然后出现后边的情况，因为当时都在做这个工作，大家也比较警觉，一个人发烧了，不舒服了，可能马上我们就想到这个问题，就会诊断。

　　主持人：：其实我觉得作为专家，尤其是专门针对非典的专家，可能见到的病例是最多的，你们平时密切接触的这些人都是病患，病患得病之后他当时的状态是怎么样的，他的心态会有什么特殊的变化吗？

　　童朝晖：：这种SARS病人，因为他得上了SARS，当时他肯定知道是SARS，因为我们要把他隔离起来，他还是会恐惧的，因为前面已经有很重，呼衰、憋气，所以他很恐惧的。我记得印象很深，我到佑安会诊，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我们已经把无创的呼吸机给他戴上了，他当时看着自己的手，说大夫救救我，我憋气。

　　李兴旺：：也有跳楼的，承受不了的跳楼了。

　　童朝晖：：这种也有，还不止一例。当时病人也挺恐惧的，所以他心理是很紧张的。

　　主持人：：因为当SARS发病到最后如果不治大概多长的时间段呢？

　　李兴旺：：大概可能，最重的时间可能在第一周周末的时候。

　　童朝晖：：第二周阶段，第一周算是一个潜伏阶段，第二周最重，熬过第二周到了21天第三周的时候慢慢就开始自现，有的能恢复，所以我们现在体会SARS的治疗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支持，一个是呼吸的支持，第二个是其他方面，比方营养各方面，包括心理的知识，帮助他度过这个最难的时候，他慢慢病情就可以康复。

　　主持人：：我们在谈到很多严重疾病的时候，总是说心理会对疾病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其实听您这么一说SARS好像心理上所占的成份也是特别的大。

　　童朝晖：：当然疾病的本身肯定是很重的，但是你怎么面对这个，就是我们说要坚强，要能挺住，别还没有怎么自己就，的确有这样的。

　　李兴旺：：信心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人的心理影响有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到生命。

　　主持人：：在您接治的这些病患里面有没有心理特别强大的例子呢？

　　童朝晖：：得想一想，都忘了。

　　李兴旺：：我们有一个病人还不错，住在那里边比较坦然，有的时候还帮助别人，有的还给写写信，互相鼓励鼓励。

　　主持人：：其实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SARS慢慢慢慢的得到了有效的抑制，大家对这个认知也就好多了，是不是心理上的情绪也会舒缓得多呢？

　　童朝晖：：可能一段经历以后，当然一部分人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可能还会有一部分人还是有一些不一定，如果再让他碰上这个他可能还是紧张，这可能还是和他的心理素质、他的知识水平、对这些东西的了解有关系。

　　李兴旺：：尤其这种传染病，这个病传染，传染得病之后就有一个生命危险的存在，尤其新的传染病，大家不了解，可能有些情况下会有方方面面的想法，也不奇怪，所以传染病跟其他的病不一样，其他的病是个体，传染病是社会问题。

　　主持人：：其实不光是SARS的患者，或者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包括我们每次去医院，经过传染病病房，或者经过这个门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心理多少都会有紧张的情绪，甚至于在那个地方不敢多待，觉得我经过这儿得迅速通过。

　　童朝晖：：走快点。

　　主持人：：好像走快点就能够减少感染的机率，实际上我们这种心理应该说正常吗？

　　童朝晖：：也算正常，人之常情。

　　主持人：：但是有这种必要吗？后来想了想，医生、护士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环境里，似乎也都挺好的。

　　李兴旺：：要这么看，因为从传染病工作人员可能这方面体会比较深，为什么，有的人爱屋及乌，但是有的人恨传染病可能把传染病医生都恨进去了，歧视传染病病人，可能做传染病工作的医生也歧视，我们体会也深一点。

　　主持人：：包括刚才我说的都不是医护人员的问题，可能那个环境大家都会有紧张感。

　　李兴旺：：现在来讲，只有中国有传染病医院，国外没有传染病医院，他都是在一些医院里边设置一个病房，像有的很大一个医院可能只有三四张这样的床位，比如一个附加病房专门处理这种突发的传染性很强的病人。为什么大家对传染病的认识淡漠化了呢？就是因为大部分传染病我们都控制了，我们传统的传染病，比如麻疹、水痘、大脑炎，这些病现在基本上发病率很低很低了，而且我们平时说的比如艾滋病，大家觉得很可怕，比如说肝炎，有些人歧视他，实际这些病我们日常接触，比如我们一块吃饭，甚至拿一个筷子大家一起吃饭，这个途径都不会传染，所以一般的接触这种传染病都不会传染，真正如果传染的还是呼吸道的，但是现在呼吸道传染里面更多的儿童传染病都已经控制住了，所以现在到传染病医院去，对这类传染病基本上看不到的，很少，只不过我们新发的传染病我们现在要关注它、要重视它，因为这种新发传染病，一旦呼吸道传染病引起来之后，尤其造成一个大的流行，不光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可能对全球都是一个大的灾难，但是这种我们可能今后要不断去准备、面临的东西，在目前我们这个医疗环境里面不会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不管是去正规的感染科，哪怕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都没有问题。

　　主持人：：其实我们是特别需要大夫亲自跟我们讲这几句话，就像我们到医院就想听大夫讲两句没事，其实知道了确实不像我们想象中的传染病传播力度是这么没有章法或者说非常容易传染的，大家心理可能也就会踏实得多。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SARS之后大家会多出两个习惯，一个是爱戴口罩了，一个是特别喜欢认真的洗手，作为一般的传染病，包括流感，包括平时普通的感冒，这两项措施到底有用还是没用呢？

　　李兴旺：：应该说还是有用，比如流感季节我们还是主张，比如我得流感了，过去我们讲带病坚持工作，现在主张一旦得流感了可能需要休息，第一，对个人好，第二，你的工作环境中会传染别人，比如一个办公室、一个科室，一个人感染后面一串流感都出来了，可能个人需要这么做。再一个提倡，如果说你怀疑自己流感，我到医院看病去，我可能也要戴一个口罩，这样为什么呢？不是别人传染我，而是我不把我的病传染给别人，这是一个公民应该有的起码的卫生的素养，大家有的时候在那个季节，有些年老体弱的人到医院看病去，戴上口罩预防感染，也应该是有必要的事。

　　主持人：：现在的口罩好像是花样翻新，以前我们见过都是那种棉制的口罩，后来慢慢的出现了很多包括夹层的，包括很多女孩子把它看做一个时尚用品，可能画着小猫、小狗或者画着各种图案的口罩，是不是所有的口罩都有用，还是只有我们看上去很专业像防毒面具的那种有作用呢？

　　李兴旺：：在预防上有几级预防，比如第一级预防，一般的纸口罩，一次性口罩就够了，有些疾病可能需要防护级别高一些，有些会传染的，可能会戴外科口罩，棉口罩，像SARS，像这种传播力很强、比较重的病我们需要戴N95口罩，根据级别来戴不同隔离作用的口罩。

　　童朝晖：：卫生部有专门的标准，厂家生产口罩的时候还得要通过卫生的标准，比方N95，大家很推崇，觉得它能过滤很细的微生物，对微生物的防护有作用，一般的外科口罩防护就够了。大家买口罩，还是按照比方说正规的厂家，有一些质量保证的，去买这种，随便的口罩有的可能根本就没什么用。

　　主持人：：其实我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好像大部分人戴口罩是起到保暖的作用，可能只是在冬季。

　　李兴旺：：冬季冷戴口罩。

　　主持人：：对，冬季怕碰戴口罩，但是大家很多人觉得戴口罩呼吸不是很方便，慢慢口罩就淡出了我们的视线，SARS之后，很多人拿它当成一种时尚装饰品了，可是我们平时戴这个口罩，如果确实像您说的医学上没有作用，只是看好看，平时戴对身体有好处吗，有没有什么作用呢？

　　童朝晖：：有可能挡挡灰尘，挡挡大的颗粒，保持清洁可能有帮助。比方外面空气不好，刮大风，有沙尘暴什么的，戴戴口罩还可能有一点帮助，不是防细菌、防微生物，就是防这个脏。

　　主持人：：起到防尘隔离的作用。

　　童朝晖：：防尘也是防颗粒。

　　主持人：：有些口罩不是一次性的，我们是不是也要注重口罩的使用呢？

　　童朝晖：：用一次洗，如果用不洗就白戴了。

　　主持人：：我看有吸收颗粒的，比如15天。

　　童朝晖：：里面有活性炭，不太清楚里面标准怎么样、检验怎么样。

　　主持人：：还有洗手的问题，洗手是不是也是相当必要的措施呢？

　　李兴旺：：也应该是公共卫生的良好卫生习惯，刚刚讲饭前便后洗手，这个是肯定的，有的感染会发生在医院里边，应该是很严重的问题，预防医院感染最严重的措施就是要求我们的医生、忽视要洗手。

　　主持人：：其实我们在家里还有一些土方法，比如说家里有人得感冒了，可能会煮一点醋，熏一熏，我想知道，像二位专家，跟传染性疾病接触比较密切，有没有这种做法呢，平时自己的衣服、用具怎么处理，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增加这些常识。

　　李兴旺：：其实我觉得，因为呼吸道传染病最多的在冬季，因为冬季可能细菌病毒容易感染，再一个特点，这个时候可能天气冷，人的呼吸道感觉比较弱，还有一点，空气密闭，不像夏天，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通风换气，家里每天通风换气应该够了，当然在呼吸道病人比较多的时候，注意一下到公共场所，尤其我们年老体弱的、儿童，这些免疫功能比较弱一点，可能戴口罩还是有必要的，一般情况下可能戴口罩，从预防传染病角度来讲，可能意义不是太大。

　　主持人：：其实刚才说了半天这些措施，大家可能都是卫生习惯的问题，真正面对病毒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还是没有办法的，像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词，比如说新型冠状病毒，大家就觉得这个是不是传播力度又会很大呢，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时刻有警惕性呢，还是像你说的应该从容生活，我们应该什么样的态度呢？

　　李兴旺：：比如像新型冠状病毒，现在是这样的，现在一个，透明度比较高，第二，信息比较发达，可能对于一些病人，早上一波我们中午就知道了。再有一点，这些病我们要关注，传染性的强弱，比如讲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没有很直接的说有人传人，有这个倾向，但是还没有定，就像禽流感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注，但是没必要恐慌。所以说我觉得，两方面讲，一方面，我们的政府或者我们的医疗机构要透明，要把信息告诉大家，大家可能要分析着听，有这么回事，大家知道了，如果告诉你已经紧急预防了，告诉我们大家需要采取什么错失了，这个时候再采取措施也不晚，没必要一听到传染病就恐慌，这是没必要的。

　　童朝晖：：这个里头实际上我觉得，比方说某一个地方发生一些新发的特殊的传染病，某个地方比如说印度出现什么病菌，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时候和媒体炒作有关系，实际上是临床的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对专业人员来说可能没什么，但是如果媒体一炒作，把这个信息传给老百姓，老百姓不懂就很恐慌。是非专业的，媒体报道要恰当，因为这种散发的，或者特殊少见的突发疾病也好，需要面对的是专业人员，因为需要专业人员解决，还不至于说到全社会警惕的时候，所以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有些东西不要再去放大。

　　主持人：：所以其实尤其是现在很多词，H1N1或者H2什么的，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可能觉得完全听不懂。

　　童朝晖：：不知道怎么回事。

　　主持人：：不懂的词会带来更多的恐慌。

　　童朝晖：：年年春冬季都有，只是过去没有什么报道，现在一报道就觉得很可怕。

　　主持人：：像童高手跟我们说的，可能流感每年死亡的病例都要比我们刚刚提到的类似流行病多得多，但是大家可能一说到流感的时候不会有这么的恐慌心理，但是一听到没有听过的新名词就觉得特别严重了，我们需要防御了，现在应该说防御措施是留给医院或者政府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应该管理好自己的生活细节就好了？

　　李兴旺：：一旦疫情出现政府会负责任的。

　　童朝晖：：少见散发病例，只是说在世界什么地方发生，只是需要我们专业人员用专业的眼光专业的知识去关注它，比如说需要我们预防的CDC人员，需要我们的临床人员，怎么了解这个信息，并不是说就已经发生了，实际上可能对普通人员来讲，社会上老百姓来讲，未必需要去重视这件事，因为毕竟现在我们所需要的是了解这个病，而将来怎么去预防和解决这个并，而不是说在我们身边就已经是很大流行了。

　　主持人：：所以我们应该把专业的事情留给专业的人士专家去解决，大家不必要看到一个新名词就先把自己吓唬一番，可能吓完了以后，由于不懂可能确实也是没有正确的对策。

　　从SARS开始，到以往的禽流感，还有H1N1，等等等等，我们再来反观中国的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咱们现在看是不是已经比较完善了呢？

　　李兴旺：：应该说从SARS以后，首先对传染病的信息系统、报告系统已经很发达了，比如以前传染病可能要填卡片，很麻烦，现在医院发传染病，我们知道医务人员是传染病的法定报告人，从网络上可以直报，患者比如到一个很边远的地方发现一个病例，很快国家CDC负责整个中国的疫情，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报告传染病病例，这样一个网络直报系统就使传染病的信息了解很快了，这方面来说我想对传染病控制确实起到很大作用。再一个，一旦有病例出现，不管是卫生行政机构，还是我们医疗机构，包括预防机构，都有很好的预案，虽然现在可能还不是特别科学，但是比03年SARS的时候要进步很多很多。

　　主持人：：在网上曾经看到过有一位曾经经历过非典的医生在说，回顾非典之后他觉得如果再来一次非典，可能我们将面临的结果依然是比较惨重的，我想这可能又像刚才我们分析的媒体经过断章取义，可能让大家对这计划的理解会有偏差，我想知道如果我们再经历一次非典，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童朝晖：：实际这个事情我觉得已经得到证明，比方说SARS以后有禽流感，有H1N1，我们在后期近几年应对H1N1的时候，就不像SARS时候那么慌乱，而且老百姓也没那么恐慌，该上班上班，北京有没有什么人跑掉了，所以从政府部门来对待H1N1来讲，也不像当年对SARS觉得很无助、没有办法，所以应该说从SARS以后后续很多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从政府的一些政策，到CDC，再到临床救治，应该说还是比在SARS的时候有序得多，实际这个现象已经出现了，通过我们应对H1N1就知道了我们已经比在应对SARS的时候进步多了。

　　主持人：：所以其实大家也是经历了一次一次事件的检验，我们大家应该也是满怀信心的了，我们知道从政府、从我们医疗机构来说大家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可能是不是也应该做好准备，首先抛弃这种无知带来的恐慌，然后其次可能要相信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够给我们带来良好的救治，自己内心首先放轻松一些。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本期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两位教授能不能再跟我们观众说一句，如果说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应该给大家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呢？

　　童朝晖：：我觉得应该是充满信心，战胜任何疾病。

　　李兴旺：：我觉得一旦以后再有类似SARS这样的疫情，我们首先做到科学面对，这个科学面对我想包括我们的社会大众，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包括我们的政府，全世界都要应对，这样有秩序得多。

　　主持人：：非常感谢两位教授参与我们的节目，以及给观众带来了信心，以及我们科学的理念，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名医齐聚，畅谈百姓健康，再次感谢两位教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