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素史克高管涉嫌接受性贿赂

　　该公司在华行贿案共4高管被抓受贿所得再去行贿政府官员和医生

　　公安部披露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SK中国)部分高管被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7月12日至7月14日，记者赶赴长沙，对警方以及被抓的GSK中国高管进行了采访。据了解，GSK中国此次共有4名高管被抓。外资药企的“四驾马车”同时被抓，这还是首次。这些高管涉嫌受贿，并用受贿所得再行贿政府官员和医生等，其中还有人涉嫌接受性贿赂。  

　　京华时报 记者袁国礼文/摄

　　□相关链接

　　跨国药企在华行贿并非个案

　　2012年，美国司法部向葛兰素史克公司(GSK)开出了30亿美元的天价罚单，因为GSK公司未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就非法销售和推广安非他酮及帕罗西汀两款药物，包括用于儿童抑郁症的治疗。另外，公司涉嫌向FDA隐瞒明星药品文迪雅的临床数据。 

　　2012年，美国司法部勒令葛兰素史克公司(GSK)为其药品掺假的行为支付7.5亿美元的罚金。 

　　跨国药企在华行贿已非个案。有媒体报道称，在GSK之前，强生、西门子、辉瑞、礼来等跨国药企均曾卷入在华涉嫌行贿风波，辉瑞更是因商业贿赂被美国司法部门处以23亿美元的巨额罚单。 

　　据媒体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去年曾披露，全球最大制药企业辉瑞制药(Pfizer)在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向当地官员以及医生和医护人员等国有单位公职人员行贿。 

　　据SEC调查，在2001年至2007年6年间，辉瑞中国公司的员工邀请处方量较大的医生前往高级俱乐部，并对这些医生为辉瑞产品销售“所作的贡献”加以回报。同时，辉瑞中国公司还为中国医生量身打造“销售积分”回报模式，换取茶包、手机等礼品。

　　□案发

　　GSK案暴露并非缘于举报

　　GSK案发后，一时引起媒体关注。曾经有媒体报道称，该公司之所以案发，缘于离职高管的举报，此说法遭到警方的否认。 

　　据记者了解，GSK进入警方视线，与举报无关，而是缘于上海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旅行社——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被调查。这家旅行社基本上不组织游客旅游，仅靠承接GSK等外资药企的会议组织，一年的业务量就达到了1亿多，这种异常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公安部官方表示，今年年初，公安机关对旅行社行业经营异常情况进行分析调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警方发现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等相关旅行社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GSK中国公司也牵涉其中，同样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 

　　6月份，公安部部署上海、长沙、郑州等地警方负责侦办此案。 

　　据了解，公安部之所以指定长沙经侦支队侦办此案，是因为长沙经侦支队在办理医药商业贿赂案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经侦办过不少经济大案。 

　　在经过前期的缜密调查后，6月27日，长沙、上海、郑州等地警方展开统一抓捕。7月10日，警方又开展二次抓捕。在临江旅行社的办公室内，警方查获了一个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该旅行社向GSK高管行贿的账目。

　　涉及金额高达1.19亿元

　　根据警方的调查和审讯，临江等旅行社和GSK中国部分高管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 

　　临江旅行社通过承接GSK中国的内部会议、员工培训和外部学术交流会等，从2009年至去年，涉及金额高达1.19亿元。GSK的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等部分高管通过旅行社，用虚增会议规模等手段进行套现。旅行社按照行规，向GSK中国的企业运营总经理梁宏等部分高管支付现金等行贿。 

　　据初步调查，通过各种贿赂手段，临江旅行社将2000万元支付给梁宏等GSK高管以及其他人员。仅梁宏一人所收受的贿赂约在200万元左右，除了用于贿赂官员和专家、医生外，其余部分被梁自己中饱私囊。

　　□进展

　　被抓高管包括法务部总监

　　据了解，此次GSK中国共有4大高管被抓，分别是法务部总监、41岁的赵虹燕(女)；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49岁的梁宏；商业发展事业企业运营总经理、45岁的黄红(女)；副总裁兼人力资源部总监、50岁的张国维。这4人，又被称为GSK中国的四驾马车。长沙警方透露，目前梁宏所涉嫌的罪名至少包括职务侵占、商业贿赂、收受贿赂等。 

　　在华外资药企四驾马车同时被抓，这还是第一次。 

　　临江旅行社方面，也有老板翁剑雍等多人被抓，翁所涉嫌的罪名为商业贿赂等。

　　□ 

　　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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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K高管陷入情色交易

　　临江旅行社老板翁剑雍承认，除了GSK中国，他们公司还与五六家外资药企存在类似的业务往来，“只是其他公司没有GSK这么厉害”。即使如此，最近几年，临江旅行社每年的营业额也在1亿多元，而其中至少20%的会议虚增会议规模。 

　　而据GSK中国高管称，除了临江旅行社，GSK的内部会议，以及外部会议，至少还与30余家旅行社有些业务往来。仅梁宏一人，每年涉及会议的预算就高达几个亿，给临江旅行社的也仅仅一千万元，其他会议费用，都由其他销售人员再联系旅行社组织会议，虚开和虚构现象同样存在。GSK中国的高管和销售人员，再用这部分钱行贿政府官员、专家和医生等。 

　　警方表示，GSK中国的高管通过旅行社套现了多少钱，又有多少钱用于行贿，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据初步统计，这不会是一个小数目。 

　　“临江旅行社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办案民警表示。 

　　据记者了解，还有一家旅行社，为了拉拢权限极大的GSK中国高管，还使出了“美人计”。这家旅行社雇用了一名女子，向这名高管进行性贿赂，这名女子在这名高管身边待了4年左右。 

　　不难看出，GSK中国的利益链始终伴随着贿赂链，其特点就是通过承办这种会议、赞助等形式规避中国法律，同时规避内部监管。 

　　在GSK案发后，整个医药行业人心惶惶，担心突然哪天警方就找到了自己头上。警方表示，药价虚高，与药企的行贿不无关系，必须要严打。此次通过GSK案震慑和规范整个行业，使药价虚高的现状有所改善，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2

　　运营成本“占”药价三成

　　据梁宏称，在GSK中国，他负责肝炎、泌尿、糖尿病等几个治疗领域药品的销售管理。据他介绍，一种药品要上市，要与各个部门打交道，如注册涉及药监部门，价格涉及发改委，进医保涉及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进入地方涉及地方招标办，进入医院要涉及医院院长，科室主任、医生等，“环节太多，要打交道的政府部门太多”。 

　　已经在医药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梁宏说，据他估算，药企运营在药价中所占的比重高达20%到30%，至于行贿成本占到多少，倒没有太多统计，但占的比例非常大。梁宏说，通过十几天的反思，他认为运营成本所占的比例确实太高了。“如果能少开点会，就能降低一些成本，就能有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梁宏说，以一种治疗乙肝的药为例，出厂价约在140元，经过经销商、医院等层层加价，最后到患者手里，价格达到了210元左右。 

　　梁宏也指出，症结还在于环节太多，“我们也喜欢越简单越好，如果药品的环节少了，腐败也就少了”。梁宏指出，以药养医是其中最大的问题。 

　　梁宏还认为，目前中国的药厂太多，都是一种低水平的仿制，这就导致不能集中优势进行研发。而像美国，只有几家大型药企，动辄就可以拿出数亿元进行研发，“研发的成本最高”。梁宏说，这实际上还是管理的问题。 

　　梁宏说，希望此次GSK中国案件能起到一个警示作用，对未来中国的医药市场起到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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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项目行贿数目达200万

　　41岁的翁剑雍是上海本地人，以前曾经在一家旅行社打工时，就知道药企通过旅行社开会的事。2006年，他成立了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2007年，他之前认识的一位朋友，从其他药企跳槽到GSK中国公司。在这位朋友的推荐下，临江旅行社成为GSK中国的一个会议服务商。这期间，临江主要承接GSK中国的疫苗部和培训部的会议。由于培训部主要是内部培训，还比较正规。 

　　而在承接疫苗部的会议和项目时，临江已经开始向GSK的人员以送回扣的方式行贿。据翁介绍，其中的一个冷链项目，行贿数目就高达200万元。 

　　2008年，GSK中国迎来了一位新高管，他就是梁宏。 

　　今年49岁的梁宏，大学时学得是制药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一家国企做药品生产。1993年，梁宏改做药品营销，当过医药代表的他，一直坐到惠氏医药销售总监的位子。2008年12月，梁宏跳槽来到了GSK中国，担任副总裁、企业运营总经理，年薪上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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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规则滋生新腐败

　　梁宏说，公司一般有两种会议，内部会议和外部会议，内部会议包括年会和平常的一些小会议，对外会议则是公司组织医生、专家或政府官员参加的研讨会等。根据GSK中国的规定，两万元以上的会议必须通过旅行社组织，一是为了办得更专业，二是为了避免内部员工动用大量资金，防止腐败产生。 

　　在梁宏进入GSK中国以前，就已经有多个旅行社服务商，专门做公司内部会议。但GSK中国的这种游戏规则，并未能防止腐败产生，反而滋生了新的腐败。 

　　2009年10月，由于翁此前在GSK中国的那位朋友离职，他将翁介绍给了梁宏认识。翁剑雍迅速抓住了这次机会，除了吃饭，翁剑雍还带着梁宏等人去台湾玩了一趟，随后又多次登门拜访。 

　　从2010年4月份开始，梁宏再召开内部会议时，就开始启用临江旅行社。两个人的命运，也开始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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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案旅行社只承接会议

　　根据GSK中国的规定，某个部门需要找旅行社承接内部会议时，应报请公司的采购部，采购部会在网上发布信息，旅行社提供报价，采购部进行三方比价，最终选定一家。采购部的权力看起来似乎很大，但事实并非如此。 

　　据翁剑雍称，梁宏让手下在向采购部提出申请时，会特意提到临江，称这个旅行社不错。而据警方调查，不但如此，梁还会事先将信息告诉翁，翁会事先调查一下开会的地方等内容，然后再提出报价。在会议结束后的总结，梁宏也会大大夸奖临江一番。但梁宏不认可“内奸”的说法。 

　　在梁的种种关照下，采购部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临江报价过高的时候，采购部还会提醒翁把报价降一降。翁也承认，其他不知情的旅行社，根本别想参与。在这种情况下，梁宏所在部门召开的内部会议中，除了年会他不能负责，其他会议全部由临江旅行社负责组织，采购部只是走一下流程。 

　　3年的时间内，梁宏共给了临江旅行社3000多万元的会议单。 

　　据翁剑雍说，除了梁宏，他还与GSK其他部门有这种业务往来。在最近几年的时间内，他从GSK拿到的会议单子，在1亿多元。 

　　除了GSK中国，他还承接其他五六家外资药企的内部会议，每年的营业额在1亿元左右。 

　　据警方调查，临江除了承接会议，基本不做真正的旅游项目。对此，翁表示，实际上承接会议的利润并没有组织真正的旅游高，但一个好处就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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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管想提钱随时打电话

　　是什么原因，让梁宏如此维护临江旅行社？问题出在一个“钱”字上。临江给梁宏的回报不菲。 

　　翁剑雍说，他回报梁宏等人的方式有两种。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某一次会议，最初的预算是100人，但实际上只有80人。梁宏报给公司的是100人，而临江旅行社开出的费用票据也是100人的，并用这些票据向GSK中国报账。其中，不存在的“20个人”的费用就是虚增的费用，这部分费用虽然暂时放在临江公司，但实际上是不定期地返给梁宏等。一次会议，最少返四五万元，最多时可给梁宏50万元。 

　　翁剑雍说，这些钱一般都是放在旅行社。当梁宏需要钱时，会打电话直接要，有时候是直接给梁宏，有时候是梁宏的手下去拿钱。梁宏曾告诉翁剑雍，这些钱拿去行贿政府行政部门的官员，拜访领导和医药专家。 

　　除了直接拿现金，翁给梁宏的回报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倒贴钱带梁宏旅游。翁说，梁宏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基本每年两次出境游，国内游也有很多次。虽然每次梁宏都会给一部分钱，但远远不够真实的花销，缺的这部分，就由临江补上。 

　　据了解，2011年元旦，梁宏和其他3个朋友去马尔代夫玩了3天，只向临江支付了7万元，而此次的实际花费在30万元。此后还有一次，梁宏带着妻子等共4人去澳大利亚旅游，总共支付了10万，而实际花销也在30万元左右。翁说，由于他和梁宏的关系比较好，一般不会直接谈钱，“大家都有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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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贿所得再用于行贿

　　梁宏也承认，自己受贿的很大一部分回扣用于行贿政府官员。梁宏称，去年在北京曾被一个政府部门查处，他从临江拿了25万元，最终摆平此事。 

　　据梁宏说，他这个系统每年的会议费有几个亿，除了给临江的上千万元以外，更多的会议费用分摊到大区、地区的销售经理，以及最下级的销售代表使用，这些人员与地方旅行社联系，组织医生、专家和政府官员开研讨会。梁宏称，GSK中国像他有这样权限的高管，至少有六七位。 

　　而这些人员除了通过旅行社虚增会议规模套现外，甚至还有更绝的纯粹虚构开会。虚增是在有的基础上多报人数，而虚构则是根本就没有这个会议，只是利用会议的名义套现。套现的钱，一部分进入个人腰包，一部分用于行贿。 

　　梁宏说，公司也意识到这种情况，调查后也会开除一部分医药代表，但并没能杜绝这种现象。今年年初以来，由于内部有人向GSK总部举报，5月份，总部派出专门的审计部门前来审计，本来打算在7月份出审计报告。“但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有问题”，梁宏说，翁剑雍也表示，这个行业中虚增会议规模和虚构开会的现象都存在，只是他从来没有做过虚构开会，“风险太大”。 

　　GSK中国共享财务服务中心总监金仁芳表示，由于这些旅行社的发票都能对得上，账面上看起来都符合规定，因此也看不出来问题，她也承认，公司监管的手段还不够严。

　　■案情简述

　　据警方介绍，近年来GSK中国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利用旅行社等渠道，采取直接行贿或赞助项目等形式，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 

　　同时，该公司还采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旅行社开具假发票或虚开普通发票套取现金等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