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蓉：我国医保政策若干问题思考

在7月1日第20期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举办的卫生政策上海圆桌会议上，中国药科大学社会与管理药学教授邵蓉以“我国医保政策若干问题思考”为题进行了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进行了整理和编辑，部分有删减）

中国药科大学的邵蓉教授

之前有我们的政策决定者、推行者和企业的角度，现在我以第三方研究者的角度来和大家探讨一下。

药品监管建立权衡观

我做了30多年的研究，深刻体会到切忌以片面的角度论事。比如药品监管，不仅仅是要坚决的监管，而且是公众健康利益和产业利益之间的关联，在这个关联的基础上，一定要建立权衡观，中国健康利益一定是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但不是非此即彼，如果一味考虑公众健康利益的话，而忽略企业利益，会导致企业不发展，最后反过来实质性的影响公众的健康利益。所以我们需要兼顾产业的发展和利益，才能使得我们的政策行为有科学性、合理性，而不单是合法性。

对制度要有合理预期

日常生活中，当你的预期过高的时候结果必然是令人失望的，这就要求一个合理的预期，包括政策制定者和工作者的预期。比如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保基本的，但是有一段时间，这项制度被一些人赋予根本无法承受的功能，试图通过基药制度的推行撬动中国的医改，怎么可能？关于医改，涉及医院医药分家，不只是行政推手可以解决的，还需要市场的力量。

比如两票制，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市场流通资源整合的蓝图，更理想的是资源高度配置以后的一票制。如果这个蓝图如果用行政的力量强推，一定会有问题，可及性必然会受影响。好比左边的A可能有几千家，右面的C可能有十万家主体，包括零售药店和企业，而B方是搞的两票制经营公司， 想想B担负着全国A到C之间所有的联络关系的话，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一定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是整个流通做成三流，不触犯国家红线，二是信息流高度配置，但不开票，以各种形式的方式来达到原来担负的那份功能，这样的话又会怎么样呢？其实成本相关主体是增加的，增加的成本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可及性还是受到影响的。所以说强推的话，触角伸不到基层，配置上仍有问题，可及性还是受影响，基层者的利益还是受影响。

所以行政力量要有合理预期，切忌超越政策制度推动力量下的过分奢望。

医保的定位和初心

医保承担着基本的社会功能，即化解费用的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医保也是我们基本卫生制度的筹资支柱，我们离不开医保基金的支持。而且第三方支付对医疗服务存在外部制约和激励机制。

最近的医保目录重新修订，社会业界压力很大，那么多年目录都没有修订，相当多的创新药没有支付，市场利润实现不了，基本上都归结于没有进入医保，医保的压力太大了，归结完以后发现医保期望的功能太多。支持创新，把国内一类新药纳入医保支付这个动机是好的，医保能够担负起鼓励创新的职能，能够作为直接的需求吗？医保基金哪里来？医保的承受能力在哪里？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这时候，我们不禁要问医保的初心是什么呢？是参保者权益，还是一个可及性和可支付性的问题，创新和产业发展恰巧是我们间接可能达到的目标，我不是直接追求和鼓励创新的，医保政策制定不是为了创新！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实现初心基本目标的时候，能够间接的通过科学性的政策实现产业和积极创新的作用。

考虑社会稳定——以收定支行不通

所谓以收定支：今年的支付能力强就高保障，明年的支付弱就低保障。这个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尤其在我们的国度，老百姓只能接受更好，保障的范围更大。用行为经济学理论解释，一个人对既得利益的关注大于他从外部得到新的利益，这就是现状。我们政策制定的时候怎么可能就是理想化状态呢？毫无疑问一定会考虑到社会的稳定性，政治中必须考虑到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