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超重或肥胖。而发展中国家正在迎头赶上。在中国近30%的成年人超重。到2013年，世界各地的决策者们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了。但是，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人们消耗的卡路里太少而摄入的太多。从技术角度上讲，这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我吃油炸圈饼还是去跑步都是可选择的。但是这掩盖了影响体重的那些让人纠结的因素。

　　人类在演化过程中为能够更好的抵抗饥荒，盐，脂肪和甜食的都变成了十分关键的东西。但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的这种生物学特性实在是弊大于利。广告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让人们相信垃圾食品便宜又好吃。美国的含糖饮料从1977年至2001年至少增加了20%的重量。在2011年，平均每个墨西哥人狂饮了728盎司可口可乐，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大约30%的墨西哥成年人存在肥胖问题。同时，他们的工作基本没什么体力消耗。汽车减少了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机会。在这些大的趋势之下还有些次要因素比如住宅附近是否有操场，学校能否提供合适的午餐，父母是否有时间准备饭菜，在热量和运动之间人们似乎无可救药地偏向了前者。

　　“经济学家”的饮食

　　这对卫生系统和库房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肥胖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肝病、关节炎和某些癌症的风险。令人担忧的是，亚洲人在比西方人轻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健康问题了。据医学研究所估计，在美国，与肥胖有关的疾病的费用一年约190亿美元，占卫生支出的五分之一。在发展中国家，肥胖可能限制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工人生产效率低，还会加大卫生系统的负担。

　　有一种说法是无为而治。如果一个人是胖的，就随他(她)去吧。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伤害的不只是他自己，那么国家就可能会进行干预。但在富裕国家，医疗费用很高而且通常是由纳税人集体承担的。肥胖者会因为穆勒的测试而尖叫。

　　第二个说法是惩罚那些超重的人。日本已经对公民的腰围制定了具体的标准。如果工人不瘦下来，他们的雇主将面临罚款。这就有点过份了。减肥是很困难了，因为荷尔蒙是不断变化的。人可能因为多种原因发胖，包括他们的童年，他们的工作，这不是他们的错。

　　政府也应该考虑大幅对苏打水加税

　　第三个说法是比较中庸的“软性家长主义”受到行为经济学家的青睐。这种想法是不限制人的选择，而是诱使其选择胡萝卜而不是薯条。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他选择了从软到硬的家长式作风：他的大碳酸饮料瓶销售禁令将于2013年3月生效。

　　正确的政策组合应该是怎样的呢？这儿有对于来年的一些建议(人称“经济学家”菜谱)。政府不应该强迫人们吃西兰花，但他们可以改变的补贴政策使西兰花更便宜。他们可以确保学校午餐是健康的，孩子们有时间到处跑。他们可以设置明确的营养标准，受过教育的消费者会明智地购物，并要求健康的产品。政府也应考虑对汽水征收重税。糖浆状的东西是肥胖的主要驱动力，不像汉堡包，它完全没有营养价值。一种税，不至于侵犯个人的自由，就像强迫他系安全带一样。

　　关于政府是否应该迫使企业做出更健康的食品还有待考虑。公司正试图抵御政府干预，例如通过降低食盐摄取量。2010年，公司承诺从他们的美国产品五年内削减15000亿卡路里的热量。第一份进度报告将在2013年发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们在西方正尽量让食品更健康，但他们依然在其他地方兜售垃圾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