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花费多成为许多家庭的负担。石 语绘

　　本报记者  陆娅楠

   大病重症花钱多

　　工薪家庭：一项肿瘤检查10000元，三次化疗花去50多万，全家陷入“砸钱”持久战

　　2004年春天，北京市居民李秀荣一家人的生活进入了分水岭。一纸卵巢癌诊断书，将一家人拖进了没有旅游、购物、娱乐的紧日子。

　　“诊疗、化验、手术、治疗、住院……什么都需要钱，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无底洞，全家人都在往里填钱。”李秀荣打开一个绿色的小本，一页页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从2004年以来的各项医疗花费。

　　打开一张2004年的住院花销结算单，犹如6页报纸首尾相连，密密麻麻地打印着各项花费：床位费286元、诊疗费77元、手术费2727元、化验费2178元、材料费1770元、西药费5913元、检查费154元、治疗费237元、麻醉费305元……大大小小共13大项。这其中化验费又多达55 小项，小到3元钱的总蛋白定量，大到95元的血清CA—125测定。仅这一次住院、手术的花费就高达14000多元。

　　然而，像卵巢癌这样的重症治疗，需要花钱的地方不仅是住院、做手术。

　　治疗肿瘤，精确诊断是前提，而越是技术先进、效果明显的诊断项目，越需要自费。比如2004年李秀荣做的PET—C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检查，是临床上用以诊断和指导治疗肿瘤的最佳手段，但是需要全自费，一次约10000元。

　　“那么多钱都赶上一家三口3个月的生活费了，是家里人坚决要做，说只要诊断效果好，花多少钱都值！”李秀荣感慨。

　　治疗肿瘤，还要多次化疗，每次化疗都是“钞票铺路”。李秀荣介绍，一次化疗需要5至6个疗程，每个疗程注射6个单位的药。当时，一个单位的药从900多元至8000多元不等。而且化疗需要配合注射一些配套药物，比如生血小板的针剂，一针又是500至600元。

　　“副作用小的是高级进口药，但是用这种药一次化疗要花近30万元，有多少家庭能负担得起啊？”李秀荣当时已经退休，月退休金不足2000元，老伴儿与儿子的月收入约12000元。“我们也算是小康之家，2000多元的药还是咬着牙选的。这一次化疗下来，7万多元就没了，相当于我们家半年的收入。”

　　治疗肿瘤，最怕癌细胞扩散，这意味着整个家庭要陷入“砸钱”的持久战。2005年，李秀荣的癌细胞扩散，她不得不切除脾和1/3的胃，并再一次进行化疗，术后开始吃中药，花去近20万元。2009年，她的癌细胞扩散至胆囊、结肠，再次手术，再次化疗，再次服用中药，又花去十几万元。

　　“从2004年开始，看病、手术、化疗、不定期复查，大概花了50多万元，医保报销后，自己还是掏了20多万元。”李秀荣说，“我们老两口省吃俭用那么多年才攒了这么些钱，这才几年就败了一半，以后还不知道要花多少。”

　　由于医保报销是年终结算，每一次治疗却都需要垫付现金，而且很多药物是自费项目，2004年以来李秀荣的家人都不敢花钱。除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工资全部储蓄，而积蓄随时用来看病。为了攒钱看病，李秀荣的老伴儿放弃了摄影爱好，烟酒都戒了；儿子减少了参加同事、朋友聚会的次数，而且再也没有外出旅游过。

　　李秀荣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曾提出过放弃治疗的念头。“我听护士对病友家属说过，得了我们这种病，最后就是人财两空，生是负担，死了还要家人替我们还债。”可是儿子和丈夫总是不断鼓励她。

　　“或许奇迹真的会出现吧。也许有一天，肿瘤治疗会驶入低价轨道。但愿我能等到那一天。”李秀荣期盼。

　　小病费用也不低

　　低收入家庭：每月余钱六七百元，其中大约500元要花在吃药看病上

　　坐在医院门口，板寸花白的老曾拿着诊断书和药单，望着天空发呆。半个月来的就诊经历，让他一时茫然。

　　第一天，医生只说了一句“抽血化验，B超，然后再说”，他就去排队交了370元，包括血常规20元、肝功能30元、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检查30元、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检查60元、艾滋病毒抗体检查50元、梅毒抗体50元、衣原体抗体测定50元、B超80元。

　　过了两天，他取了化验结果，做了B超，没和医生说上话就被支到收费处，交了250元，预约了电子胃镜检查。

　　两周后，他拿着胃镜结果见到了医生。一句“应该是反流性食管炎和慢性胃炎，有息肉，做个活检”，他又交了100元的挂号费、检查费、诊疗费。

　　“药还没开，就花了700多元，这个月都白干了，老心疼了。”41岁的老曾是内蒙古通辽人，在北京一个洗浴中心做锅炉工，月收入约1400元。“胃炎是我的老毛病，医生也没看出什么新花样。”

　　老曾对去医院看病有抵触情绪，主要是因为“手头紧”。老曾的妻子做保洁员，每月也有近1200元的收入。但是，他们每月要支出500多元房租、 600多元饮食，以及电话、水电、煤气、交通等费用。老曾每月还要寄800元回家，供女儿读书生活。算下来，老曾每月手头的余钱有六七百元，这不多的余钱里，大约500元要花在吃药看病上。

　　老曾的妻子有糖尿病和腰椎病。为了控制血糖，每个月吃药、打针、用试纸，花掉200至400元不等。而腰椎病和胃病，俩人都不去医院，老曾有自己的“土方子”：腰椎病是贴3元钱4片的膏药，胃药一般是吃4元多24片的一种消炎片，感冒一般就吃一块多24片的黄色感冒通片。“我们哪有那么娇气。除了怕花钱，我们啥都不怕。”

　　不过，上个月，老曾的胃病又暴发了。这次不仅胃胀得要爆炸似的，食物也难以下咽，而且还一直拉肚子。老板发现他瘦了一圈，让他务必看病，并且要出具大医院的诊断书，否则就别想继续干了。“我也担心，怕是个啥绝症。我要是倒了，家里就乱了。”老曾哭丧着脸，连连叹气。他没有医保，也买不起商业险，花了钱没处“找补”。而看病还意味着误工，又是一笔损失。

　　这次看病，老曾的很多“土方子”被医生严重警告了。“人家说了，药不能乱吃，会吃死人的。还说我这胃就是乱吃药吃坏了！”老曾攥着医生开的单子，不置可否。雷贝拉唑钠肠溶片、耐信艾索美拉唑镁肠溶片……这些拗口的名字他不懂，但是他问过价格，一个121元一盒，一盒7粒；一个85元一盒，也是 7粒。无论哪一盒药最多只管一周。“一盒药的钱，能买10斤五花肉了！吃肉有劲儿能干活。万一吃药不管用，我就白花钱了。可是要是管用，还要老吃药，那我这工就白打了！”

　　老曾最终还是没有买药。“回去商量一下。要是以后干不动，现在攒的钱都是救命钱。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的。”他拍拍屁股，起身消失在了拥挤的人群里。

　　攒出50万元看病钱

　　外企白领：“看病贵”促使健康人攒钱，“看病难”导致一些非必要的就诊支出

　　“我俩很少生病，过去不知道看病这么花钱！” 高岩和丈夫都在北京的外企工作，家庭月入约15000元。以前，两口子花钱不太算计，基本是“月光族”，女儿偶尔生一些小病，基本在附近医院就诊，再加上补钙、补锌等“营养药”，平均每月的医疗支出大概为300元，负担不重。

　　转折点是2010年夏天。1岁多的女儿发烧腹泻两天，因为担心是重病，高岩夫妻俩便早7点赶到北京儿童医院去挂号，没想到大厅里人山人海，两人当时就懵了。

　　为了尽快让女儿就诊，高岩只好多花钱。为了挂上专家号，他们多花了400元找了“号贩子”；为了不排10天的队，能当天照B超，他们花了500元去医院隔壁的“国际部”拍照。

　　“还没开药，就花了1000多元，还搭上俩人一天的假，太受刺激了。”高岩回忆，后来给女儿打点滴时，她和丈夫只能挤在楼梯间里，自己抱着孩子蹲在地下，丈夫举着点滴瓶站着，一站就是3个小时。

　　这3个小时里，周围的病友七嘴八舌，给高岩上起了“就诊课”。

　　一位母亲向她透露，“隔壁‘国际部’环境好，不排队，孩子和家长都不受罪。可是价格贵，一次挂号700元，打个点滴要三四千元，孩子看个急性肺炎下来就要花两万元。不过那不是医保医院，你要是有钱，以后就去那里看。”

　　另一位母亲说，“我亲戚的小孩儿从太原跑到北京来看骨科，折腾了两个月，儿童医院、儿研所、中日、积水潭都跑遍了，每天早出晚归，花了10多万，最后还是诊断不一。这异地不能医保报销，而且大人的工作都耽误了！”

　　还有位母亲劝她，“小孩儿看病可比大人费钱多了。你自己看病能省，可是为孩子看病花钱你不敢省啊。让你跑哪个医院，做什么检查，你就老老实实做吧！而且给他看病，你要请假、打车吧？要是大病，你得托人送礼找医生、排手术时间、挤床位吧？这些摆不上台面的钱大了去了！”

　　众人的生活经验，大大增强了高岩对于未来医疗支出的预期。回家后，高岩便给女儿买了份商业医疗保险。此外，每月还和老公储蓄1000元，作为女儿的医疗基金。

　　与此同时，高岩也开始考虑双方父母的医疗问题。高岩父母年纪都过了60岁，而且有高血压、心脏病。考虑到医保里面还是有很多是“有自付”的项目，高岩曾咨询商业保险。不过保险公司要么“拒保”，要么提出了很高的保费。所以高岩夫妇也开始每月给双方父母各攒1000元做医疗基金，她的目标是攒出 50万元看病钱以防万一。“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了。”

　　“其实我们家人现在都还是挺健康的。我存钱，主要是担心。”高岩说，她一是担心孩子挤在医院受罪，而要去私立医院就要多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钱，所以要攒些钱；二是担心家人患大病、重病，那么全家都可能“因病返贫”，所以也要攒钱。“老话说了，‘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要是医保能全报销就好了。”

　　保障不“给力” 百姓不敢花

　　不是老百姓不喜欢消费，而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致使他们不敢花钱；也不要一味鼓动百姓消费，如果“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助、住有所居”不能很好实现，老百姓不会轻易打开钱包

　　“有了每月55元养老金，以前吃辣子面，现在能吃臊子面了。”陕西宝鸡一位老农在参加新农保试点后这样说。

　　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过去一分钱养老金也没有，现在每月领55元，“从无到有”，无疑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一大进步。

　　但换个角度看，每月55元养老金是不是太少了？一年660元，尚不及目前国家1196元的扶贫标准线。恐怕对其生活的改变也就是吃碗“臊子面”吧？估计不能指望从此“养老不犯愁”，更别说拉动消费了。

　　中国的老百姓为何如此爱储蓄、吝消费？社会保障“不给力”是重要原因。

　　谁不知道痛快消费的感觉很好？谁不清楚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把钱存银行“不划算”？但是，钱都花了，将来老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没活儿干了怎么办？没地方住了怎么办？在缺少完备保障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存钱”，是大多数老百姓获得安全感的理性选择。

　　客观上看，近年我国社会保障建设成就不小。到2010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2.57亿，比“十五”末的2005年增长了46.8%；城镇基本医保覆盖4.32亿人，加上新农合，总数超过12.6亿人；新农保参保人数1.43亿人。

　　不过，这样的覆盖程度显然还不够，毕竟仍有数以亿计的百姓缺少基本保障。最重要的是，即使有了“三险一金”或“五险一金”，恐怕也不能就此高枕无忧、放心消费。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是“低水平”的。

　　“低水平”有多低？

　　先说“医保”。职工医保待遇最好，大病和住院的报销比例目前约为70%，最高支付限额是职工年平均工资的6倍；新农合和居民医保的报销比例接近 60%，确定的标准是最高支付限额达到年均收入的6倍以上，如果以2010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5919元计算，则新农合支付限额不足4万元。如今一个阑尾炎手术都要花费六七千元，如果得了大病，往往二三十万元打不住，家里不准备十多万根本无法应对。“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绝非农民夸张。即便在城市，一场大病也可以使一个小康之家陷入困境。

　　再说养老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七连涨”，目前月均1400元左右。但电价涨、水价涨、食用油价涨……这样的保障水平真让人乐不起来。在职职工算算账，同样要拼命存钱，因为目前养老金工资替代率约为60%，如果参加工作晚、退休早，替代率会更低。从制度设计上讲，可以通过企业年金等补充养老保险来提高保障水平，但现实中，多数劳动者能让企业按实际工资缴养老费就不错了，企业年金简直是奢望。要想退休后生活水准不至于有太大滑落，不储蓄不行。

　　至于住房保障，公租房、廉租房刚起步，目前和绝大多数城乡居民还没什么关系。不论买房还是租房，手里没点余钱都是不可能的。

　　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社会保障不仅是种福利，也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撑，拥有撬动和持续释放居民消费需求的“魔力”。而我国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明显不足，约占财政支出的15%，远低于发达国家30%—40%的水平，也滞后于自身的经济发展。

　　不是老百姓不喜欢消费，而是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致使他们不敢花钱；

　　更别嘲笑中低收入者只会存钱，而是未来可预期的巨大开支促使他们只有存钱才能获得安全感；

　　也不要一味鼓动百姓消费，如果“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伤有所助、住有所居”不能很好实现，老百姓就不会轻易打开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