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3日晚，老孙的老伴叶华(化名)在《中国器官捐献登记表》上面签字。60岁的老孙捐献两枚眼角膜、一个肝脏、两个肾脏，成为了浙江宁波器官捐献第一人。张培坚摄

　　去年4月，全国160多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开始试点“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这个系统是卫生部为规范器官移植建设的八大系统之一。在此之前，中国红十字会在卫生部的委托下，开始在16省市试点器官捐献体系。

　　长期以来，器官捐献与移植在中国还属“冷门”。

　　通过正规渠道捐献的器官与大量的需求不成比例。这也导致地下器官买卖，违法违规为患者实施移植手术等现象发生。

　　卫生部所建设的统一规范体系正是解决这些乱象的手段，其中也将触碰该领域背后的利益“潜规则”。

　　本报记者 吴鹏 广州 深圳报道

　　2011年12月19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生李鹏打开电脑，进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一串名单出现在屏幕上。

　　这是等待肝源移植的患者名单，共有90多人。

　　名单中，名字后面备注“等待中死亡”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名字后备注“已接受移植手术”的，他们则是幸运者。

　　据公开报道显示，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每年约有一万例移植手术、还有上百万等待器官移植患者。在器官供求严重失衡之下，一些等不到器官的患者不惜通过黑市购买器官，导致地下器官买卖利益链的形成。

　　专家认为，建立完善的器官捐赠体系，是改变器官移植乱象的一条根本出路。

　　目前，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主持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试点工作，已在16个省市试点一年。

　　内部消息称，今年2月，卫生部将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讨论器官捐赠和分配的未来。

　　但是，国内公开报道的尸体器官捐赠案例并不多。

　　“就像做慈善一样，只有让更多人知道能公平地分配使用器官，才能有更多人愿意来捐献器官。”一名器官移植医生感慨。

　　器官买卖乱象不止

　　卫生部建立全国器官移植体系

　　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近100万终末期肾病患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需做肾移植。但中国去年全年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到4000例。

　　另外，中国每年有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需做肝脏移植，但去年肝脏移植总数还不足1500例。

　　正是由于器官的稀缺，导致多年来非法买卖器官活动屡禁不止。

　　此外，除了器官买卖，还存在没有移植资质的医院，违法违规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去年，还有媒体报道，有医生到“小诊所”里给健康人切除器官。

　　“有公平的分配，才有更多人愿意捐赠器官。”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医生李鹏认为。

　　记者随机调查发现，如今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器官捐赠。但他们同样担心，器官资源紧缺，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保证不被医院、医生、甚至是非法器官中介卖掉？

　　“我不知道这些器官会不会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在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年轻人赵博说。

　　为了应对严重的器官短缺，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于2009年8月宣布启动建设“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期望缓解器官移植发展遭遇的瓶颈。

　　从去年开始，卫生部正在全国逐步建立起器官移植的八大系统，“它们相互联系，建立起之后将形成一个监管网络。”卫生部有关人士说。

　　其中，“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由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的医疗专家领衔研究设计。

　　目前，中国160多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都获得了该系统使用账号，只要链接互联网，移植医院就可在系统内实现器官共享。

　　卫生部也要求公民捐赠来的器官，要通过系统进行统一分配。

　　此前，研究者结合多个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最终制定出器官分配政策和分配原则。

　　“最终的讨论稿，厚达300多页。”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系统分配的一大优势是，改变过去由医院或医生来决定器官分配权的状况。

　　在分配系统制定的政策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下发《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核心政策》(以下简称《核心政策》)，卫生部希望通过此政策实现公平、公正、公开分配器官。

　　卫生部一位官员在2010年举行的器官分配政策的研讨会上坦言，器官分配和共享原则，是给国内大多数捐献者一个政策上的交代。

　　新系统的阻力

　　医院及医生的利益“潜规则”

　　去年4月，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获取一颗公民捐献的右肾，因本院没有匹配到合适的等待者，最终由系统共享匹配给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等待者。

　　这也是我国首例利用器官分配系统实现的器官共享。

　　一名移植医生说，过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医院会联系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其他医院，而不是由系统分配。

　　据了解，患者通过系统获得捐献的器官，除了支付获取器官的技术成本费用外，无须支付其他费用。

　　在全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运行近十个月时间内，因为在本院找不到合适的配型，有肝脏甚至从广州被共享到了天津，“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据内部人士透露，器官分配系统去年4月份成功分配200多例肝、肾器官。目前，国家分配系统也只对捐赠的肝、肾器官进行分配。

　　但权威人士透露，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仍有少部分地区移植医院没有将公民捐赠来的器官放入系统分配。

　　记者随机拨打17家器官移植医院，只有3家提供去年器官捐赠数字和系统分配数字，其他医院负责人则以“事情敏感”、“正在开会”等理由拒绝采访。

　　有移植医生认为，医院和医生20多年养成的分配习惯，有些甚至是“潜规则”无形中成为推广系统的阻力。

　　李鹏说，过去没有统一分配原则，没有全国分配共享系统，给哪个病人做手术，医生或医院说了算，这中间就可能产生管理漏洞。

　　有些医院自建的排序系统中，病人等待时间是第一考虑要素；而有的医院则将移植后的效果作为最主要的指标。

　　另外，一名从事20年器官移植的肝移植医生说，医院和医生掌握器官分配权，导致“熟人、关系等起到很大作用”。

　　多名移植医生给记者讲述同一个故事。五六年前，一名晚期肝癌患者一年内，进行两次换肝手术，但最终辞世。

　　多名医生认为，从医学角度考虑，晚期肝癌患者不应接受肝脏移植，而移植后肝癌复发，更不应这么快进行第二次肝脏移植。这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这中间肯定有医学外的人为因素。”一名医生说。

　　去年12月31日，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坦言，未来，所有捐赠器官必须进入系统，那个时候，如果医院没有把器官放进系统分配，就是违规。这需要一段很长的路。(吴鹏)

　　(为保护隐私，文中对患者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