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客徐天(化名)乘坐出租车时，被隐藏在车里的针头扎伤。经检验，针头内残留液体中，HIV抗体为阳性。徐天开始吃阻断性药物，也开始了一个“假性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短短3个月，他失去了工作和女友，变得消极、压抑，体会了艾滋病人的一切痛苦。尽管最终结果，他没有被感染艾滋病毒，但这段奇异的旅程带来的影响，似乎不那么容易消除。何时结束，还未可知。

　　■记者探访

　　90天的碎片式生活

　　最苦是等待

　　“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个过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

　　徐天的生活被一支针管扎成了碎片。从8月22日，第一次检测出针头上HIV抗体为阳性，到11月22日，最终检测结果证明徐天未感染艾滋病毒。3个月，90多天，徐天的生活轨迹不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个片段。他能做的就是等待结果。

　　徐天第一次向多家媒体一起讲述事件原委的时候，是在他从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做完笔录出来。虽然不是第一次讲 ，但仍然越说越激动。看见有人举起相机，立马用手挡住，不让拍。讲着讲着，他猛地一回头，发现摄像机正对着他的背影。他抬手指着摄像机阻止，眼里冒着红。

　　徐天挺害怕。记者走进他的小屋，第一感觉就是“整齐干净”。可徐天说，他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收拾过房间了。之所以整齐，也是因为这两个多月里他也没移动过什么东西。

　　“害怕。”徐天说，他晚上害怕得睡不着觉。屋外的灯是声控的，晚上只要有人回来，一跺脚开灯，他就吓一跳。直到凌晨两点以后，“没人了，踏实了。”

　　“感觉在等着审判。”虽然针扎在腿上，但好像扎在徐天脸上一样。他不敢出门。刚吃药那几天，门一锁，关上灯，拉上窗帘，就在屋里待着，什么也不干。

　　“自己像流浪狗似的，哪也不敢去，走哪都觉得别人在看我。9月份我回了趟老家，坐在车上，我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我必须小心、谨慎，而且假装无所谓。神经高度集中。”“小心”、“谨慎”、“假装无所谓”这几个词，徐天说得咬牙切齿。

　　徐天回忆，他乘坐长途车回老家，在车上，“有个小孩一直看我，看得我发毛，我拿着衣服蒙上脸。小孩哇一下哭了，他父母过来质问我，你刚才干什么了？”

　　“走在北京的路上，我就像个过街老鼠，所有人都在看我。”徐天默默地说，“我有病，我被扎了。”

　　家附近有条河，那些日子，等天黑了，徐天就跑到河边去，琢磨。他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个要人命，全世界，美国、英国都没辙的。”

　　徐天接着问记者：“你知道世界上最痛苦的是什么吗？你知道吗？”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最大的痛苦是等待。”沉默。他呷了一口啤酒，不再讲述他的恐惧。

　　理解女朋友

　　“即使现在没事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爱情不是祈求和要饭。”

　　徐天挺伤心。房顶上，挂着一串零零碎碎的小玩意。有草帽、铃铛、祈福牌，最下面是一个小牛布偶。徐天说，这是他出差去的四个地方，给女朋友买的不同的礼物。小牛布偶，就是这次去南京买的。

　　“楠楠(化名)就因为这事跟我分手了。”徐天说，后来他倒是见过她一次，是自己偷偷去看了一眼。

　　徐天的女朋友比他小4岁，也是在北京工作的东北人。在徐天眼里，楠楠非常漂亮，个子很高，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就像楼兰新娘似的。”

　　徐天和女友谈了三个多月的恋爱，“我觉得我对她挺好的。她上班包里的零食没断过，但她从来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放的。”

　　对于女友的选择，徐天痛苦过。他曾经借酒消愁，“我是人，我们曾经一起甜蜜过，一起快乐过，怎么可能说忘就忘，我理解不了。但别人跟我说，‘这是社会，这是物质的天下。你，忍着吧！’”即使是回忆，这也是徐天在跟记者的交流中，最激动的一次。

　　徐天说，他理解、尊重女友的选择。“我完全接受。”徐天很明白，“遇上这事，没的选择。要是你，你第一想法也是，他会不会传染我。”

　　在最关键的时刻，在徐天最需要陪伴的时刻，女友离开了他。这让徐天耿耿于怀，“即使现在没事了，也不可能再和好了。爱情不是祈求和要饭。”

　　徐天的状态很压抑，说话断断续续，欲言又止。“是不是太憋着了？”“你让她回来。”他指了一下挂着的小牛布偶。

　　徐天挺郁闷。他的屋里摆着一张他和妈妈、妹妹的合影。照片上的徐天，一看就是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那天我过18岁生日。”徐天说，18岁之后，他就走出了哈尔滨老家，漂泊在外。他拿着相框，抹了抹上面的尘土，看了半天。

　　9月份，徐天回家了。阔别家乡10余年，游子归家，却带着阻断艾滋病毒的药物。“我回家住了21天，不敢告诉父母和妹妹。”徐天说，怕他们知道，但是父母还是怀疑他出事了。因为他在家一天一天不吃饭。“你想减肥吗？吃这个药，可以5天不吃饭，根本没食欲。”徐天服用的阻断药物，具有很强的副作用，让他头晕、恶心、没有食欲，整天昏昏沉沉。

　　“是不是也不敢和他们一起吃饭，怕传染？”记者问徐天，徐天耷拉着眼皮，点了点头。

　　“我4岁前生活在农村。我们家老房子后院种了好多菜，茄子、韭菜、白菜，什么都有。那些日子，我就趴在菜地里写遗书。”

　　本应该高兴

　　“我现在很想回家。可回去之后，我怎么面对？”

　　药物只需吃一个月，总算不用再吃了，但徐天的胃口一点也没好起来。回到北京后，徐天继续接受每个月的检查。终于等到最终的检查结果。结果是好的，徐天幸运地没有被感染艾滋病。别人都觉得，没事了，都过去了，应该高兴啊。但徐天已经没有心思工作，提不起精神生活。他依旧过着每天两三点才能睡着、只睡两三个小时、一天不怎么吃东西的日子。

　　徐天说，有个节目采访一个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的13岁小孩，节目最后，主持人问：“你现在最想干什么？”小孩回答：“我想妈妈。”徐天说：“我现在很想回家。”

　　“可回去之后，我怎么面对？”

　　徐天很难熬。仍需等待，“心里有个结，总憋着。”徐天现在和出租车公司打官司，“哪有那么容易，只能在家等消息。”

　　徐天的纪念日，不是谁的生日，不是什么节庆，而是8月22日。写字台上摆着一块玻璃牌，用荧光色的笔写着“8月22日”。那是扎伤徐天的针管中的液体被确定为携带艾滋病毒的日子。

　　为此，徐天的整个人生都被记录在案。徐天说，市刑侦总队记录了他的手纹、脚纹，为的是第一时间排除他的作案嫌疑。他去南京出差的记录也被调来了，还有他所描述的乘坐出租车的路线，每个地方的监控录像都被调出来了。

　　8月21日晚上，他走出北京南站，正对着摄像头抽了根烟。

　　■关于起诉

　　起诉费上万，没钱打官司

　　徐天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将出租车司机和其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告上了法庭。

　　徐天说，前些日子，他去法院看进展，遇上了司机和出租车公司经理。

　　前几天，有媒体报道，徐天在等待检测结果的三个月中，体重下降20斤。徐天说，他和司机打招呼，没想到司机见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没瘦20斤啊。”对此，徐天哭笑不得。让他生气的是，经理说：“别跟我说话啊，有话到法庭上讲。”

　　徐天的起诉书在10月29日就已经递交法庭。“我一个人身单力薄，目前的状态也不适合打官司，而且我也没钱。”徐天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律师告诉他，起诉费要1万元。

　　“我家里刚买完房，父亲又动手术。我也没想到经济上会有这么窘迫的状态，而且又离职了，拿不出这么多钱。我就希望引起你们的关注和帮助。”徐天对律师说。

　　听完整个事件的过程，律师事务所向徐天收取了100元费用。“为什么接这个官司，第一，我也是打车的；第二，这是北京首都公共交通安全的问题。案子我接了，免费不可能，你给我100块钱吧。”

　　徐天目前的药费和检测费用都是自己垫付的。事发出租车上，没有监控摄像头。徐天曾找过出租车公司，但公司表示，无法判断针头的来源，怎么承担责任，这种事还是第一次遇到，没有办法可循。

　　■记者手记

　　“快来采访，我怕反悔”

　　和徐天的沟通十分不顺畅。徐天曾几次反悔，拒绝采访。最后一次，在他再一次拒绝采访一个多小时后，徐天打来电话说：“你下午过来吧，最好快点，我怕……我反悔。”他仍旧小心、谨慎，精神高度集中。

　　每次说话之前，徐天大多会沉默十几秒钟，似乎是要想一想。他的语速很慢，也偶有激动的时候。徐天对记者说：“你是有目的来的，我不喜欢。”直到最后，徐天突然问记者：“真心话对你有多大价值？”

　　但徐天也知道，他需要关注和帮助。差点感染艾滋病，这件事没轮到谁头上，谁都不会了解艾滋病的可怕以及它对人精神上的摧残和折磨。

　　徐天以一个艾滋病人的姿态生活了3个月，人的恐惧、孤独、自卑、无助都被放大了。如果他再面对一个真正的艾滋病人，会不会刻意不去注视他，怕他以为自己被别人歧视；会不会主动握握他的手，怕他胆怯认为别人都厌弃他……会不会比我们做得都好。

　　采访结束，已经是傍晚。徐天热了些饭菜，还有馒头。他吹了一下馒头上的热气，停下来，对记者说：“我现在很健康。”然后才继续吹。

　　■徐天其人

　　北漂东北人

　　徐天今年36岁，男，未婚。哈尔滨人，18岁离开家乡，成为北漂已经13年。徐天长得有点像越南人，他的家乡在哈尔滨东北部，靠近俄罗斯边境。冬天雪深好几米，冰冻6尺。

　　徐天是个利落人。他的发型是利落的寸头，他穿衣服也很利落。

　　徐天的家，在香山脚下。是一处农房加盖的二层违建，顶头的第一间屋子。其他几间也都住着租户。这间房子，不足10平方米。每个月的租金从过去的400元涨到今年的900元。

　　别看屋子小，床、写字台、饭桌、柜子，一应俱全，摆放井井有条。就连储物柜里的瓶瓶罐罐，也都规规矩矩地“见缝插针”地排列着。小型书架上摆放着关于营销和理财的书籍。

　　徐天说话，不管是急还是缓，都很少有废话。他因此事辞职前，从事销售工作。他说，做销售的，思维和别人不一样。他说，他跟别人说话，知道自己第一句说什么，10句之内要表达什么意思，最后一句要说什么。

　　徐天是典型的东北男人，热情，也挺细心。酒量好，啤酒喝上七八瓶没问题。但是这些日子，因为心里有事，喝上一瓶就吐了。

　　■事件回放

　　●8月21日 挨扎

　　酷暑。徐天在南京出差的最后一天，他准备乘火车回到北京。火车晚点了，9点10分才到站。他走出北京南站，在马路边上点了一支烟。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有个摄像头正对着他，把他的行踪记录下来。

　　10点半左右，徐天到了五道口附近。他想去清河看望女友，于是打了一辆出租车。徐天坐在出租车后排右边座位，车行到林业大学附近时，他想跷起腿来放松，此时车正好拐弯。徐天刚要翘起的右腿顶到前排座位靠背后的书报架一角，刺痛传来。

　　“好像有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徐天赶紧喊司机停车。停下车后，徐天挽起牛仔裤，发现膝盖附近被扎了一个小眼儿，周围有些红肿。他小心地用手沿着书报架底部平着捋，在左角上摸到一个针头，使劲一扥，扥出一个注射器针管。针管有香烟粗细，约25厘米左右，旁边有一个针头套，但没有盖在针头上。注射器内有非常少量的淡黄色液体。

　　徐天给女友打电话：“你家附近哪有医院，赶紧跟我说。” 女友担心害怕，徐天安慰她，放心吧，遇到点小麻烦，晚点回去。徐天和司机师傅直奔医院，他们先到清河附近的京北医院，后到北医三院，最后到地坛医院，但都没查出结果。徐天只能先回家休息。但他本能地感到恐惧。

　　●8月22日 检测

　　徐天拿着针头来到朝阳区疾控中心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针头上残留液内HIV抗体为阳性。

　　徐天有可能被感染艾滋病。

　　●8月23日 服药

　　徐天到医院进行了血液检测，结果显示，徐天的HIV抗体呈阴性。医生介绍，这说明徐天此前没有艾滋病，当时也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完全排除感染可能性需要在3个月内再行检测3次。

　　医院给徐天开了2500多元对HIV病毒起阻断作用的药物，徐天开始服药。

　　徐天希望司机和其所属的华泰出租车公司负责，但却屡屡碰钉子。觉得没人管，徐天拨打了多家媒体的热线电话。

　　●8月24日 调查

　　媒体开始报道徐天打车被扎，针头或含HIV病毒一事，立刻引起关注。海淀警方介入调查。

　　下午一点半，徐天应海淀刑侦部门的要求，来到案发地所属的东升派出所接受调查。直至6点多，徐天才从派出所里走出来。徐天说，他是独自接受警方询问的，警方非常详细地了解了事件的经过，具体到哪一分哪一秒。

　　出租车司机龚师傅也在此派出所接受了调查。龚师傅表示，自己并不知道针头的来历。龚师傅回忆，徐天之前的乘客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再之前的几个乘客，都坐在了后座，但他也没有注意到有人往书报架里放东西。

　　经过四五个小时的笔录，徐天在派出所附近的一块空地上，和等待他多时的记者们再次说起了事件的经过。他仍旧穿着事发时所穿的牛仔裤，和一件短袖上衣。在他的手机上有被扎后拍下的针头的视频，他拿给记者看，并挽起裤腿让记者看伤口——一个微小的红色针眼。徐天有些激动，她说女友为此要跟他分手了。

　　●11月22日 定论

　　拿着针头含有HIV抗体呈阳性化验单的徐天，还穿着短袖T恤衫；拿着自己体内病毒为阴性检验报告的徐天，已经穿上了长袖衬衫。3个月，不算短的时间了。对于徐天来说，更长，更难熬。

　　徐天的最后一次检测，最终结果显示：没有感染艾滋病毒。

　　但另一场更加持久的战役才刚刚开始。徐天已经起诉出租车司机及公司，海淀法院东升法庭为此立案。官司磨人，只不过耗费些心力。对于徐天来说，更大的敌人，是心魔。

　　(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