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蓝色的隔离服、厚重的棉纱口罩、眼镜后面投射出的炯炯目光紧盯着病人头上的监护仪……10年前，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区内，本报记者的的镜头将历史定格在了瞬间，画面的主角，是正在抢救传染性极高危非典重病人的钟南山。　　

　　2003年4月30日，《广州日报》抗击“非典”群英谱刊登的对钟南山的专访报道。　　

　　本报的评论“百姓知情、天下太平”，迅速平息了当时盲目抢购风潮，稳定了人心。

　　谈当年的 “病原体之争” 谈非典后遗症 谈医患关系 谈养生……

　　抗击非典胜利十周年特别报道一

　　开篇语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席卷全球的SARS(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令世人闻之色变，也令我国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卫生部统计显示，截至当年年底，非典感染病例7755人，夺走了730个鲜活的生命。在与病魔抗争的战场上，广东医疗界最先奋勇迎战，社会齐动员，拿出了一份令公众满意的抗非战绩。

　　十年之后，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抗非之战，我们把视线投向曾经引发公众瞩目的人物和事件，试图从他们的回忆和反思中找到抗非一役留给我们民族的遗产。

　　在他们中，有人奋斗在对抗病魔的第一线，苦心钻研克敌之策；有人的至亲救死扶伤，不幸殉职；有人染病后殃及数十人，身心俱受创；有人指挥千军万马，应对危局变幻。非典之后，每个人物的命运都被改变。

　　被改变的还有社会。以抗击非典为契机，中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得以重建，为从容应对随后而来的禽流感、甲流等疫情做出巨大贡献。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暴露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得到政府的反思，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执政新理念的进步。

　　非典留给世人的谜团尚未全部破解。它从何而来？为何扩散如此迅速，却很快匿迹？和成人备受重创相比，儿童病例为何数量少、症状轻且几无死亡病例？下一场“非典”何时会到来？政府和公众是否已做好准备？本报从即日起推出“抗击非典胜利十周年特别报道”系列，或许能让您找到答案。(任珊珊)

　　2003年的非典，一句“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的豪言，和两度对于科学和真相的坚守，让国人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10年过去了，和钟南山名字相连的，除了抗非英雄，还有中华医学会会长、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连串的头衔和社会赋予的职责，还有他在医疗科研领域孜孜不倦的追求，77岁的他就像一个永动机，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去工作的路上。

　　要约钟南山进行采访，一个字――难。早在一个多月前，记者向他的秘书约访，得到的答复是：院士在春节前的日程安排都已经满了。然而就在这个周末，记者意外拨通了钟南山的手机，面对记者恳切的请求，院士终于答应挤出15分钟宝贵的时间接受电话采访。然而，和10年前一样，钟南山依旧是个性情中人，打开话匣子的他与记者侃侃而谈，一聊就是一个小时。

　　文/记者黎蘅

　　谈现状

　　关注问题除了医学

　　还有环境食品安全

　　即使没有2003年的非典，广州人对钟南山也并不陌生。但正是非典，一夜之间把他推到了全中国的面前。这场“战役”于他而言，也许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跨栏”。

　　时光回到2002年12月22日，钟南山所在的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接收了一个来自广东河源的奇怪肺炎病人，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都不见效。两天后，河源救治过该病人的8位医护人员全部被感染。这是钟南山接触的第一例非典病人，多年的行医经验告诉他，这是一例非常值得关注的特殊传染病。

　　2003年春节后，非典病例剧增，广东告急。2月3日，大年初三，钟南山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护专家组组长。他向广东省卫生厅主动提出：“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我不是不怕死，只是仗着自己身体好。”钟南山说。那一年，他67岁。

　　记者(以下简称记)：2003年的“非典”让全中国记住了钟南山这个名字，这段经历对您今后这10年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钟南山(以下简称钟)：工作上，首先是我之前一直致力于呼吸道疾病，例如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COPD)、哮喘和肺癌方面的研究，但非典之后，我和我的团队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急性传染病的研究，从10年前的非典、禽流感，再到前几年的“猪流感”(甲流)，我们想搞清楚这些急性传染性疾病是如何对肺部产生损害的，目前我们承接了一个国家“937项目”，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与此同时，这10年来我还担任了不少社会职务，例如从2005年~2010年出任中华医学会会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需要学习。而且，这10年来，我关注的问题也不再停留在医学上，还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食品安全、药物质量、天气等。

　　记：事情这么多，您怎么忙得过来？

　　钟：我爱人对我有个“最低要求”，就是周末要留在广州，但其实我即使在家也是在工作，或者回医院看病人。这10年来，广州医学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收治了很多全国各地的疑难病例，有些病例的复杂和罕见程度，连我都没见过。我现在有相当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对这些病例的会诊和研究之中，有时甚至要组织国外的专家一起探讨，这对于我和呼研所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但我很享受这样的挑战。

　　谈医患关系

　　加强医疗的公益性

　　回复医生救人正气

　　熟悉钟南山的人都知道，每周有两件事他是雷打不动要坚持的，一是周三的大查房，二是周四下午的专家门诊。对于钟南山来说，在无数重身份之中，最让他享受的，还是做医生。

　　非典之后，钟南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非典这场战役让医生终于摆脱了“白衣狼”的形象，重新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白衣天使”，希望这种和谐的医患关系能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近年来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似乎在告诉世人，钟南山这个心愿并没有实现。

　　记：非典让中国的医患关系步入了相对和谐的阶段。但近年来，医患关系又趋向紧张，“伤医”、“杀医”事件时有发生，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中国的医患关系难道必须在灾难面前才能重建吗？

　　钟：也许是的，因为只有在灾难面前人们才能看到医生的本质和这个群体的主流。因为灾难涉及到生与死的考验，要拼搏，要付出代价，像汶川地震，当时全国各地组建医疗队，很多医护人员抢着报名，有时人的本质往往在危难面前才能表露无遗。事实上，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并不完全只在医生或者病人身上。

　　记者：那么导致医患关系现在这么紧张的深层次原因在哪里？

　　钟：首先，医生到底是医改的主体还是被医改的对象，大多数医生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人来回答清楚。而我国的医疗体制在被推向市场之后，好处是有了竞争，使医疗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不好的是，医疗公益性减弱、政府投入减少，病人看病都要自掏腰包，这些因素把医生和患者推向了对立面。

　　当然，近年来我国的医疗保障覆盖范围也在逐渐扩大，有统计显示，中国老百姓的医疗负担十年前是50%以上，现在是33%，有进步，但还远远不够。根据我了解到的数据，我国医疗投入2012年占GDP总额的5.5%，这个比例已经有了极大进步，但与发展中国家的最低6%相比，都还是很落后的。

　　其次，是公众对医疗特殊性的认识不足。医疗不像普通的商品买卖一样是等价交换，不是说我花了多少钱就一定能换到多少东西。我从医几十年，看到过太多太多的病人，尤其是ICU里的病人，花了几十万，最后还是救不活的。

　　最后，就是医患之间的沟通问题。我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ICU，不是危重的病人都不会送到这里来，花个几十万最后还是救不回来也不少见，但据我所知，却从来没有一位患者家属因此而来闹过。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医护人员每天最少都要安排一个小时和家属沟通，可见医患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

　　作为一名医生，我对当下的医患关系并不悲观，相反我知道很多医生还是对自己这份职业充满了自豪感和成就感的。但我最希望看到的是医疗公益性的加强，减少医院对药品加成和其他经济利益的依赖，这样医生才能从自己做起，回复治病救人的正气。

　　谈 “病原体之争”

　　要还老友一个公道

　　2003年2月18日，非典在广东蔓延。此时北京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标本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随后，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宣布：“引起广东非典型肺炎的病因基本查清”，建议使用抗生素治疗。

　　钟南山得知后摇摇头，抗生素的治疗方案他用过，证实无效。

　　当晚，广东紧急召集钟南山等专家开会，钟南山在会上直言：“非典的元凶不是衣原体，而是病毒。”那天他态度强硬，多次明确表示，反对使用抗生素。

　　两个月后，钟南山再次“坚持己见”。随着疫情的蔓延，一些来自“权威渠道”的声音，称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顶着权威说法的压力，钟南山这门“大炮”最终还是开了腔：“根本就没有控制！现在病源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

　　两度对真相的坚守，让钟南山成为了“真话”和“良心”的代名词。然而今日重提这段十年来一直被广为传颂的“佳话”，钟南山却“有话要说”。

　　“非典病原体是衣原体”并非完全是瞎话

　　记：10年前的非典一役，因为“病原体之争”和“疫情尚未控制”的问题，您顶住压力坚持“讲真话”。最后的事实证明，您是对的。现在回过头去看，是什么信念支撑您坚持这样做的呢？

　　钟：10年了，对于“病原体之争”这个问题我要通过广州日报向公众讲清楚。

　　当年“病原体之争”出来后，很多人以为得出“非典病原体是衣原体”这个结论的那位科学家在说“瞎话”。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位科学家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做学问非常严谨的病毒学家，他当年确实是在对非典死亡病例的尸检中发现了衣原体的存在，这是事实，不是“乱说”。

　　但严格来说，这又只是部分事实，因为我们在临床治疗中按照最经典、最正统的衣原体感染的方法治疗过非典病例，都没效，所以这个事实并不全面。衣原体应该是非典的致死原因之一，而不是致病原因。但可惜的是，当年这个结果没有和临床、传染病等领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再做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一下子就被媒体报道出来了。这位科学家在这10年里承受了不少的压力，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至于“疫情到底控制了没有”这件事，当时的情形是有些地方想尽快消除公众的恐慌情绪，但事实不是这样。所以你问是什么信念支持我，那就是科学一定要根据事实说话！

　　记：10年过去了，中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有提升或者改变吗？

　　钟：有很大进步。首先是国家对疾病预防控制的投入大大增加，第二是信息公开的渠道更加畅通和透明，第三是应急预案的制定。2009年全球暴发甲型流感就是最好的例证。当时，最早的病例是由墨西哥起来的，我国面对外来的疫情迅速制定了“外堵输入，内防扩散”的防控战略，一系列的防控方案很快就从中央一直传递到了地方。尤其是疫苗的制作，甲流疫情是从2009年5月份开始的，我们国家9月就生产出了疫苗，10月份上市，为超过1亿人提供了接种，这种机制和速度是全世界都没有的。在这件事上我们打了一场胜仗，经受住了一种新型传染病的考验。

　　当然，目前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一些薄弱的地方，最突出的就是疾病信息的覆盖和上报，个别地区上报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够准确，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有关。

　　谈养生

　　健康是个易碎的玻璃球

　　钟南山喜欢运动，身体一向很棒，在他讲学的PPT中，不时会亮出一张照片――游泳池畔一身健硕肌肉的他可以媲美健美先生。但是，在非典之后的这十年里，他的身体也一直不断出“小毛病”，根据媒体整理的资料，他2005年得了心肌梗阻，做手术装了支架；2007年还出现了心房纤颤；2008年，他得了甲状腺炎，短短两个月瘦了10斤；2009年又做了鼻窦手术。

　　这一切，都是“非典”中以及之后繁忙生活给他留下的副产品。

　　而对于健康和工作的取舍，他曾经有过生动的比喻：工作就像一个皮球，掉下去会再弹起来；健康就像一个空心玻璃球，掉下去就粉碎了。

　　记：您一直是不少人心目中的“健康偶像”，对于健康这个话题，您对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呢？

　　钟：这些年来我自己遭遇的健康问题确实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健康是个易碎的玻璃球。所以，我现在对自己要求比以前严格了，更加珍惜这个“玻璃球”，例如我以前喜欢吃肉和煎炸的东西，不喜欢吃蔬菜，但自从心脏出现问题后，我现在每顿饭都会督促自己多吃菜。

　　还有就是运动，在我的健康词典里面，几十年来都没有离开过两个字――锻炼。我在北医大上学时，练的是田径，我相信自己良好的体质就是从那时打下的基础。虽然现在我已经离开了竞技赛场，但打球、跑步、游泳……我什么都玩。即使再忙，只要有10分钟，我都会抓紧时间锻炼，例如在家跑跑步，我的跑步机就摆在卧室的床边。

　　谈非典后遗症

　　激素是把双刃剑 用得适当是关键

　　非典期间，由钟南山提出的“三早三合理”治疗方案为广东地区创出了全世界最低的非典死亡率，救活了很多人。然而在这套方案中，关于激素的使用一直备受争议。在某些地区，近年来甚至出现因为使用激素导致股骨头坏死的非典病人状告医院的事情。

　　记：非典期间，激素的使用救活了很多病人，但个别地区在参照这套方法进行治疗的时候却使不少患者留下了股骨头坏死的后遗症，网络上和社会上对此都有不少质疑的声音，您怎么看？

　　钟：关于激素使用的问题，有一个前提往往被很多人忽略了，那就是“合理”。当时我们总结出的治疗经验是“三早三合理”。激素是把双刃剑，所以使用的时候还非常强调一定要把握“三个合适”的原则：合适的病人、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剂量。但有些地方在使用激素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就上，不是在合适的时间使用，同时也没有把握合适的剂量，例如我们当时建议的用量是每公斤体重2~4毫克，用2~3周，但有些地方的剂量却比这个大了10~15倍，以致出现了30%的股骨头坏死。事实上，我们当时总结出的方法后来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上，并得到了“减少非典死亡率，缩短住院时间”的肯定，而从我们广东地区总结的数据来看，股骨头坏死的比例只有2.4%，这是一个很低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