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玉芬
受访专家: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医学会北京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
初春的早晨,乍暖还寒。走进地坛医院李兴旺主任的办公室,是一片暖洋洋的天地。穿着一件条条衬衫的李主任,一如十年前那样,帅气中透着沉稳,精干中透着专业。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时而手机响,时而电话响,虽然忙碌但很有序。
十年,有人选择性遗忘、有人忽略性遗忘,以各种理由把这段记忆封存。但是,它存在过,坏的,好的。SARS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是一次契机,一次让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赢得发展的契机。
对这位当年抗击“非典”的重要人物的采访是事先约好的,话题顺理成章地从来无影去无踪的“非典”开始了。
经历SARS
健康管理: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的点点滴滴,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
李兴旺:媒体喜欢用一个词形容那场战争,叫“遭遇战”。作为医生那么多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那么大的疫情,但多年从事传染病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任何传染病都有一定的规律,所以不像普通老百姓那样恐慌。
传染病是这样,它有一个规律,它总是从小到高峰,高峰然后逐渐会下来。为什么会有传染病,因为大家对这个病都没有免疫力,随着这个病流行的时间延长,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病产生免疫力了,或者通过得病,或者通过我们叫做所谓隐性感染,感染病毒了,但是没有发病,我也具备免疫力了。到时候有免疫力人群比例提高,这时候这个病,它可能流行的强度,就逐渐往下走了。
其实,甲流、禽流感、肝炎等等,这些传染病都有一定的规律,“非典”也是一样的,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病毒性肺炎。它们基本治疗方案是类似的,差别是病情的轻重和病程的长短。
当时许多人认为:大家都没见过这个病,你怎么治啊?所以陷入了那种恐慌的局面,其实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有许多疾病一直在我们身边,只是过去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人们对疾病的恐惧不是传染的程度,而是死亡。
健康管理:当时有很多的病人转移到地坛医院,您当时接触了很多的“非典”病人,心理压力大吗?
李兴旺:在治疗方面压力不大,因为传染病意识是有的,而且也处理过类似疫情,当然,不像SARS那样大。我们对SASR不是一点不了解。非常清楚地记得是大年初八,因为是新年第一天上班,就接到一个通知,要去国家CDC开一个会,要研讨广州的传染性肺炎。在这个会上,我接触了SARS。北京市在随后的时间也制订了关于“非典”的一些监测议案,这些我都参加了。所以对它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和准备的。
但压力肯定是有的,在建设“非典”病房的时候,领导要求:保证医务人员不要感染。当时情况相当严重了,已经有些医生感染了病毒,有的甚至牺牲了。在没有很好防护措施和防护装备的条件下,做到不被感染真的很难,后来我们有了防护服就好多了。医护人员当时也有感染的,还好我们应对及时,也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我们是在3月26号接到上级通知,一些病人要转到我们的医院,医院领导通知我马上筹建病房。接到通知,很快调集了我们的医生、护士,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了二十几张床,第一个“非典”病房建成了,但是很快就满了,又建了第二个、第三个……,大概到了五月份,医院就完全变成了一个SARS的医院。原来其他的病人全部转走了,医院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投入到了SARS的治疗。
我们当时建立的“非典”病房,在北京已经算是很好了。分清洁区、半污染区、医务人员和病人通道分开,层层设置,防止交叉感染。
健康管理:送走了SARS已经十年了,而当时被寄予厚望的疫苗和特效药,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问世。
李兴旺:许多传染病是没有疫苗的。关于SARS疫苗,当时已经做过临床试验,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有拿出投入使用的方案,到底怎么做,是有待考虑的。
对于突如其来的疾病用疫苗来解决问题是在短期内是不现实的,人们最关心的呼吸道传染疾病基本都是病毒性的,根本不能指望特效药。
防护要科学
健康管理:那时悲观的情绪无处不在,您怕吗?您自己有洗手七八次的经历吗?
李兴旺:我是根据需要洗手,任何疾病,真正了解了就不紧张了。频繁洗手是因为紧张。
健康管理:您怎么看待防护问题,例如口罩的作用?
李兴旺:我们的防护措施许多是不科学的。当时有的人穿胶靴、戴手套、防护服,到处喷消毒水,你想想,这是呼吸道传染疾病,难道病毒会从脚传给你?其实真正有用的是口罩。
戴口罩有两层含义:一是保护别人,二是保护自己。这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素质、综合能力都有关系。我到香港参加研讨会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口罩是有尺寸的,你可以根据你的脸型选择合适的口罩。这不管从个人的舒适度,还是从我被重视的程度,感觉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的口罩大都不合格,科技化含量也不高。
过度防护还是源于紧张,源于对这个疾病的不了解。记得当时我们有个医护人员,下班后洗完澡,直接穿着防护服就走了。所以,我们要踏踏实实坐下来,好好梳理一下细节,用科学的方法应对,认真做好自己的专业。不能人云亦云,跟着制造恐慌气氛。
传染病医院与感染科
健康管理:您觉得SARS过后,从医院层面看有什么变化,您眼中地坛医院有什么大的改变?
李兴旺:从专业角度来讲,国家公共卫生对传染病防治增加了很多投入,重新盖了很好的医院,搬家了,也是想在传染病防护、治疗方面有更好的条件和措施。大家知道禽流感,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都面临着大的传染病的问题。我们医院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就会不出意外。一切都表明,政府在改变、重视。
健康管理:我们知道,在疫情刚爆发时,医院的防护物资是紧缺的,如果再发生那种疫情,还会出现类似局面吗?
李兴旺:防护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只有棉口罩,防护服也是后来才有的,现我们的防护物资很充足。
健康管理:发热门诊应该是SARS的产物吧,直到现在我们去医院还能看到。
李兴旺:是的,预防传染病最重要的是隔离传染源,当时发热门诊的设置就是这样考虑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的发热门诊已经成了鸡肋,因为上面有要求,一定要设立发热门诊,许多医院把它建立在墙旮旯里,长期没有人进去,一股发霉的味道,只是为了应付检查。科学的做法应该把它并到感染科去,医院应该让感染科发挥作用。
健康管理:“非典”过后,传染病医院的地位有什么不同?
李兴旺:国外是没有传染病医院的,中国不一样,尤其是“非典”后,二级以上医院设立了感染科,每个地区都有传染病医院。专业传染病医院要发展为有特色的综合医院,因为有传染病的病人也会有一些其他病症,最好能在传染病医院救治,而不是将病人转到其它医院,否则不利于对传染病传播的控制。所以,我们医院现在的口号是:建设一个有传染病特色的综合医院。这样才能更好的做好传染病人的救治。
综合医院应该重视感染科的建立,传染病门诊应该统统归口到感染科,现在有的医院不重视感染科的建立,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往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是在综合医院首先发现的。
国家对对传染病的防治很重视,十二五规划拨出45亿资金进行科研研究。
公共卫生的进步
健康管理:有人说SARS事件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里程碑,您怎么看?
李兴旺:首先是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SARS以前,关注的重点在肿瘤、心血管病等慢性病的防治。等大的疫情来了,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整个国家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方式也发生了大的变化,加大了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从09年爆发的甲流防治措施看,我们有了很好的应急预案、很好的防护措施,国务院和卫生特别成立专家组进行指导,一切处理地井井有条,没有引起恐慌。
健康管理:众所周知,是SARS将中国的公共卫生送上快车道,您的感受是什么?
李兴旺:SARS后,全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开始了空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的投入也很大,比如CDC了,能力和资源比SARS前强了许多倍。“非典”后,疾控中心的工作中心也发生了变化,从事后的应对转向事前预防,加强了对公共卫生风险的防范和预警。
现在的传染病防控很到位,全国组建了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这个平台的控制中心就在国家CDC。这个系统实行首诊医务人员报告制度,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信息,核实信息。可以说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乡一级,只要有疫情,都可以第一时间知晓。
健康管理:如果再出现类似当年的疫情,我们的能力足够应对吗?
李兴旺:中国应该会应对的很好,如果再来,肯定比03年做的更好,现在的传染病都比较透明,信息是公开的,肯定会第一时间公布。
我们现在有一个好的机制,在应对这些突发或者重大传染病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更加科学地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样更简单更有序,最终会达到更好的效果。类似于这种突发性公共事件,经过十年的不断完善,我想会越来越好。以后再出现,我们应对的就会从容的多。
传染病的应对要科学,忽视不行,应对过分也不好。老百姓的观念、医护人员、行政人员都要科学应对。
走出李兴旺主任的办公室,外面阳光明媚,深吸一口气,耳边还回响着李主任的话语:“其实传染病并不可怕,怕的是不科学应对,平时不用功,临时才公关。”
10年之后再回顾SARS,价值在于再敲响一次警钟。希望所有的人都扪心自问,哪里做的好,哪里做的不好?如果再发生类似疫情,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背景介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北京地坛医院 (原名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 )始建于 1946年,是北京市卫生局直属三级甲等医院,也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
2003年春、夏,医院承担了“非典”病人救治的重要任务,300多名非典病人中有港台同胞、外宾、高干、名人,其中危重病人占了一半以上,年龄从5个月的婴儿到88岁的老人。救治工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部的高度评价。医院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等众多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