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惠勤

　　信息透明、疫情公开、对公众知情权与健康权的重视是SARS之役留下来的一笔“遗产”。作为当时我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的毛群安深刻体会到及时公布疫情的重要性：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信息的公开应该是不间断的，它是事件处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说，今天疫情没什么变化，今天就不发信息了，对于媒体来说，信息的需求是刚性的，发布一条“今天疫情没什么进展”，这句话看似没有新闻性，但实际上，它就是最权威的信息。

　　用理科生的沉着冷静面对文科生的谈笑风生，用十年时间反思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成长点滴。采访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时，虽看不出他面部表情的诸多变化，但不管听到多么尖锐犀利的问题，在安静几秒或几十秒之后，他都能给出思维缜密、逻辑性特强的回答，是他天性如此？是因他学理出身？还是非典时期慎言慎语一贯作风？谁也不知道，或许兼而有之吧。

　　三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在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503室记者开始了与毛群安主任的对话。

　　非典的启示

　　记者：非典时期，我天天都要看疫情公报，此后的甲流和禽流感，信息公开就成了一个制度，这中间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毛群安：非典那时公众最怕的是信息不公开，信息公开了，尽管疫情很严重，大家反而坦然了。这个也坚定了我们今后遇到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一定要信息公开。

　　非典之后，在甲流期间、禽流感期间，我们都坚持每天信息发布，在突发事件发生过程中，信息的公开应该是不间断的，它是事件处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不能说，今天疫情没什么变化，今天就不发信息了，对于媒体来说，信息的需求是刚性的，发布一条“今天疫情没什么进展”，看似这句话，没新闻性，但实际上，它就是最权威的信息，如果我们不发布，媒体得不到权威信息，就退而求次，就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可能各种非权威信息就出现了。

　　非典时期，所有利益相关者在同一时间看电视，卫生部门，医务人员及相关部门都是看电视知道疫情的具体情况，老百姓、媒体也同一时间知道这一信息，这是当时非典疫情公布的方法。非典之后，回顾总结非典疫情公布的经验时，也有专家提出异议：疫情公布，大家都关注，很敏感，是否采取在同一时间，所有公众，接受同样的信息，这是不是最佳的选择？不同专家有不同观点，得出的结论是：信息的分众传播。同样是一条信息，不同人群听了之后，反应是不一样的，非典之后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组织体系内部、相关部门、媒体、公众，发布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一样的，发布的方式、信息的组成部分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各个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参与事件处理的相关部门，我们侧重强调如何工作配合；对媒体和公众来说，除了疫情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公众应该怎么预防，让个人或家人免受传染病的侵袭。疫情信息传播时，一定要考虑到，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信息的需求是有差别的。

　　记者：信息的分众传播，在非典之后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是否得以采用？对媒体和相关部门公布疫情是否有时间先后？

　　毛：是的，比如甲流期间，每天下午四点，我们通过网上发布当天甲流的信息，但在部门之间，只要有重要信息马上就沟通，不能等到下午4点再向国务院报告、再给各部门报告。

　　记者：解读疫情背后的数字密码，也是来自非典的经验？

　　毛：非典让我对突发事件的发布有了一个感性认识，非典之后，我们也不断反思，请教专家：哪些地方我们做得效果还不错，哪些地方还有完善的空间。当时疫情发布后，大家光听着数字的变化，没法吃透数字背后的信息，我们就想要不要请专家就疫情进行解读，就像现在气象专家解读天气一样，数字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多老百姓不清楚，数字少，就一定说明疫情减轻了？今天增加了几个病例，疫情是不是就是严重了？非典发布时是没有这个内容的，请传染病专家进行解读，可以引导老百姓更准确地理解疫情。

　　记者：作为非典时期的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您的压力来自哪些方面？

　　毛：对于已知的事件处理，相对而言要好一点，而一种新发的传染病，在不掌握它的原因、规律的情况下，这种不可知性的防控工作很难，再加上参与其中，电话特别多，非常紧张，压力也很大。

　　今天它(非典)的传播范围不大，不能保证明天传播范围还是不大，非典之前，跟媒体联系不是很多，互相之间也不了解，当时，沟通起来感觉压力很大。虽说想把信息公开，但又担心媒体误读了信息，当时与非典相关的每一条信息，社会都高度敏感。

　　其实，那段日子里，医务人员面对传染病时的压力比我们要大得多，在非典中，很多医务人员牺牲或者被感染，当时全社会认为医务人员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应该爱医务人员，尊重医务人员，当时，作为一位普通人员来说，都是唯恐躲之不及，只有医务人员、公共卫生人员、科研人员迎难而上。

　　发言人不能保证不说错话   但要保证不说假话

　　记者：从您的这几年工作看，老百姓对信息公布是否有不信任感？

　　毛：老百姓对信息公布存在不信任感，我承认有这个事实，在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作为信息发布者来说，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及时地、全面地、准确地向社会发布相关信息，而此时，公众和媒体对相关信息是处于饥渴状态，你说你已经将相关信息全公布了，但老百姓认为还有很多想了解的但还没了解到，这个矛盾确实存在。还有信任感的问题，在当前环境下，关于风险信息的传播，如果是一个公信力很强的机构或个人，老百姓会给它比较高的信任度，有可能它的信息也不一定准确，但是老百姓认为它有一定的公信力。公信力，有时候可以替代知识。比如，我想把这件事情来龙去脉都说清楚，我认为我说清楚了，老百姓就相信了，未必！如果老百姓对发布者不相信的话，你说得再清楚，老百姓也不会相信。

　　我个人的体会就是作为发言人要用心用力去建立公信力，诚实度与公信力是有关的，并不是说你问什么我答什么，你就信任我，有些信息，发言人没有得到授权暂时不能发布，那发言人直接告诉你，这个信息我不能说。问啥答啥，发布的信息不准确，还有值得信任的价值吗？

　　这几年发言人的工作，感受最深的就是我觉得作为发言人，你不能保证你不说错话，但是你要保证不说假话。信息发布不是简单地实话实说，因为信息发布是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信息公开的目的是有利于突发事件的处置。

　　新闻发言人制度比人更重要

　　记者：非典之前，我们有发言人吗？

　　毛：非典之前没有完整的发言人制度，但是有发言人，

　　记者：您会回头看自己的疫情直播吗？

　　毛：非典时期没有。后来参加发言人培训，专家提醒面对电视采访或者视频，发言人要注意肢体语言传递的信息，我个人觉得发言人培训的最终目的是让你能正常地面对镜头，不需要有意无意地增加一些表演成分。

　　记者：非典时期您是被培训，现在您去培训年轻的新闻发言人，您更注重培养他们哪方面的能力？

　　毛：我们那时培训强调个人在信息发布中的技巧比较多，那时，老师感觉到发言人缺乏那方面的技巧。如果我去培训新人，我更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现在这么多发言人在发言，谁好谁不好，榜样就搁在那，学起来不难，而恰恰发言人制度建设是比较难。要看一个机构的发言人制度是否健全要从四个方面去衡量：一、机构内部管理是否健全？二、对媒体沟通是否有效？三、对外信息发布渠道是否健全？是不是媒体不来采访，我就永远不发布信息？四、疫情监测研判制度是否有。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发言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毛：大家要关注发言人制度，不要过度关注人，发言人是在制度下工作，如果放大了人在其中的作用，可能容易忽视了制度作用。发言人是机构的代言人，言能不能发，发到什么程度，不是你个人决定的，是制度决定的。突发事件发生时，机构有没有信息发布的安排？怎么发？谁来发？什么时间发？用什么方式发？当有了这套发言人制度之后，同样一则信息，不同的人，解读信息的风格可能不同。有的人可能显得比较保守，有的显得更灵活一些。这与人本身对信息的熟悉程度相关。

　　记者：有人说中国新闻发言人是带着镣铐跳舞，您是如何理解的？

　　毛：发言人制度的建设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如果把非典作为分水岭，十年来，进步很大，但是从媒体和老百姓的需求来说还是有差距。每个部门处理事件本身时，可能经验比较足，恰恰在对外公布信息这个问题上，经验不是太多。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发言人制度不是很严，缺乏很多适合做发言人工作的人，我个人认为做这个工作还是有一些特殊要求的，我也认为应该做培训和训练，使他们具备做好这项工作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我们要承认发言人是在发言人制度框架内活动，但发言人本身对发言人制度建设也有推动作用，不能因为发言人制度不完善就认为自己发挥不了作用，制度完善是个永远的过程，发言人队伍和发言人制度建设是互相促进、不断进步的过程。

　　记者：如果再次发生疫情，您要对现任发言人说什么？

　　毛：现在的发言人绝大多数都接受了系统的培训，各方面能力都比较强，但是现在发言人面临一个新的挑战：新媒体。现在发言人的信息发布方式完全照搬十年前的就不可能了，如何应对新的舆论环境，是一个挑战。

　　发言人要有几套信息发布的方式，要有在新媒体上跟公众沟通的渠道，在信息发布的内容上可能要比新媒体更准确、更权威。虽然微博出来了，但是微博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还是有待相关部门信息出来之后才能确定。公众通过新媒体表达了各种各样的看法，这个对发言人发言会产生干扰，发言人要学会如何从纷繁复杂的舆论中找到真正代表公众主流的意见。

　　采访即将结束时，毛群安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SARS之役留下来一个重要警示——我们必须建立一套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包括预案、指挥体系、物资储备、能力储备，还有平常的演练，这个应急机制在后来甲流和禽流感中都有体现，非典是一场遭遇战，甲流和禽流感期间是有准备的，感觉比没准备的非典时期要好的多。

　　毛群安：中共党员，医学硕士；1987年从北京中医学院调入卫生部办公厅工作， 2002年任卫生部办公厅副主任；从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时开始担任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现任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