斌斌在课堂上，妈妈王文丽在陪读。

　　身体站得笔直，眨着一双黑色的眼睛，7岁男孩斌斌站在开学典礼的主席台上进行自己人生的第一次演讲。

　　为了这次短短的演讲，他头一天晚上背演讲稿背到凌晨12点，天还没亮又起来继续背。但他还是太紧张了，磕磕巴巴地告诉台下的人们：“我会勇敢地做一个阳光好少年。”

　　可是那双看起来明亮的眸子，并不能看到初升的太阳洒在他身上的阳光，看不到站在台下和他一样紧张的母亲，也看不到自己穿的白色T恤和深蓝色的牛仔裤。

　　一年之前，这个爱笑的山西男孩被人拐走并挖掉了双眼。随后，他受资助在深圳成功接受义眼移植。一个月前，一家人来到武汉定居，斌斌被安排就读于武汉市盲童学校，并将在这里度过未来的12年生活。

　　从这起伤害儿童事件发生，到举家迁来武汉，过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我们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斌斌的母亲王文丽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她随即语气一转，“但我心里一直放不下，一直都接受不了。”

　　斌斌已经习惯了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他甚至从不会主动问，为什么没有眼睛。

　　“我的眼睛漂亮吗？”“漂亮！”

　　看上去，斌斌和正常的小孩没有什么区别。他走路窜来窜去像只小老虎。他继承了母亲的单眼皮和开朗的性格，嘴角总是挂着笑。只是通过手术装上的义眼眼球并不能转动。

　　他已经接受了这个并非由身体长出来的却已属于他的一部分。有时候，这个在家人眼里有些顽皮的小男孩，会蹲在地上发呆，眼睛“瞅”着地面或者一朵小花，仿佛真的可以看见。

　　“他是感受不到光的。”斌斌的爸爸郭志平说。即便在黑暗的屋里突然打开灯，斌斌也感受不到。

　　一年前的伤害事件发生后，斌斌还拉着别人的手问：“什么时候会下雪？”如今雪的样子和颜色，只能珍藏在他的记忆里。“那是冬天的颜色。”他说，“秋天是黄色的。”

　　他不知道刚过秋分的武汉依然郁郁葱葱，校园里的小花开得依然鲜艳。斌斌吃不惯武汉饭食里的辣，吃不惯这里的米饭，也不喜欢南方的潮湿空气，但他却说很喜欢这个城市，因为山西汾西县老家是个“伤心地”。

　　去年8月24日，斌斌被一个女人挖去双眼，两颗眼珠被丢弃在案发现场附近。后来，当地警方认定，犯罪嫌疑人是他的伯母。

　　如今，这个以“山西挖眼男孩”闻名全国的孩子一点也不愿意提起这段回忆。当大人们无意说起一年前的那桩悲剧时，小斌斌会停下一切动作，绷紧了脸。

　　一家人曾期望小斌斌通过手术和现代技术恢复原先的视力。香港眼科专家林顺潮医生给他们带来了希望。林顺潮表示，由于小斌斌的视力系统已发育，有机会透过植入“电子眼”恢复视力。

　　科学家介绍，可以把失明人士的视网膜连接上一双获取实时图像的眼球，和一个微小的由激光发动的集成电路，实时图像通过刺激视网膜，使盲人可以“看见”。

　　“妙处就在你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电脑’——人脑连接起来。”美国霍普金斯医院威尔默眼科研究院的眼科专家胡马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表示，这双假眼可能对曾经具备视力或视力在逐步退化的人有帮助。临床试验中，大部分患者可以识别光线，少数可以辨认光亮的轮廓和颜色。

　　去年9月，在深圳一家医院，将近两个小时的手术为小斌斌成功植入了为其量身定制的义眼，“眼睛看上去跟以前差不多”。但遗憾的是，斌斌依然不能看见。

　　在这个乐天知命的小男孩眼里，拥有一双新的“眼睛”已经足以让他开心了。当摘下绷带，斌斌第一个问妈妈：“我的眼睛漂亮吗？”妈妈说“漂亮”。他还不放心，一连拉着几个护士的手问：“我的眼睛漂亮吗？”

　　这双新眼在一定程度上燃起了斌斌生活的信心。他偶尔会用手触摸一下眼片，感觉一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虽然依然不能看见，在深圳的几个月里，斌斌慢慢找回了出事前的调皮劲儿，也长高长胖不少。

　　你不是想让我开心吗？我现在很开心啊。

　　离开深圳医院时，斌斌又是唱歌又是跳舞，表演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看，以示谢意。

　　从两岁起，由于父母的工作原因，斌斌就被送到了幼儿园。他在幼儿园学会的关于儿歌与舞蹈的记忆，并没有因为见不到光明而被抹去。听到近来流行的《小苹果》，斌斌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

　　他跟着歌出声哼唱，身体做出夸张的动作，就像找到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舞台。他随歌翻动的上嘴唇，还留有一道已经愈合的豁口疤痕——他是天生的唇腭裂患者，为此动过手术。

　　这个来自山西汾西县乔家庄的家庭，主要靠郭志平四处打零工维持生活。他种过地、盖过楼、挖过煤窑、当过司机。斌斌出事前的一场车祸，郭志平捡回一条命，却摔断了脚跟骨，不能再干重活儿。

　　“大人经历了这么多，孩子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王文丽欲言又止。

　　平日里，王文丽和丈夫从不提起一年前的伤害事件，斌斌也很默契地不提一字。只是当他感觉到妈妈不开心的时候，这个还不及父亲胸口高的小男孩，用一副大人的口气安慰妈妈：“过去的事情就别想了，你不是想让我开心吗？我现在很开心啊。”

　　父母一直没有放弃为小斌斌寻找光明。义眼不能让孩子观察这个世界，他们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为斌斌安上一副“电子眼”。林顺潮解释道，虽然小斌斌失去双眼，但仍可以用“大脑的眼睛”来看东西。

　　帮助斌斌“看”到世界的“电子眼”，包括一副装有摄像头的眼镜、一个像棒棒糖似的舌显示器以及一个如同遥控器般大小的控制器。

　　这是一套复杂的仪器。斌斌要把舌显示器含在嘴里，通过眼镜上的摄像头拍摄图像，然后图像信息转换为舌头可感觉到的电脉冲。电脉冲信号不断刺激舌头表面的神经，并将这种刺激传输到大脑，大脑再将这些刺痛感转化为图像。

　　经过数次训练，斌斌通过导盲仪可以分辨出方形或球形的物体，能大致辨别物体的数量。他能“看”到摆放在眼前的折叠椅——虽然在他眼中呈现出来的图像是一个“竖道”。他通过导盲仪看到的世界还是黑白的简单二维图片。

　　“我不是猜对的，是我看到了。”斌斌向护士强调说，语气里带着兴奋。虽然含着舌头导盲仪时，“(舌头)会有点麻，有点痛”。

　　同样拥有一套“舌式导盲仪”的盲人李先生，自费从北京飞往深圳对斌斌进行培训，教他如何调校仪器的电极、光暗、影像大小。斌斌还需要学会上下左右活动头部，以感觉图像、物体和周围环境——就像正常人活动眼睛一样。

　　“小斌斌很聪明，也比较顽皮好动，估计经过一到两年的训练，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独立走路。”李先生说。

　　可惜的是，因为仪器太过昂贵，也易碎，提供该仪器的美国厂家只承诺等斌斌学会使用之后，才会赠送一套给斌斌。在武汉盲童学校，斌斌和其他盲人小孩一样学习和生活。

　　如果我们有仇恨，孩子心里也会跟着有仇恨

　　一个月前，郭志平夫妇选择带着斌斌来武汉市盲童学校就读。学校还给郭志平安排了一个门卫的工作，并推荐王文丽在陪读孩子学习一个月后，去学校食堂找份差事。

　　斌斌的班主任特意为这个学生争取到一次开学典礼演讲的机会。几分钟的演讲稿斌斌前后背了七八个小时，小家伙还一脸不情愿地觉得自己“太累了”，“老师是欺负他”。

　　学校校长李新民告诉记者：“我们不会对小斌斌进行特殊对待，和其他学生一视同仁。”这样，才能让他尽快“忘记以前的阴影”。

　　去年的伤害事件，在王文丽心里依然留有深深的阴影。斌斌一家住在学校附近的一栋老楼里。王文丽对孩子寸步不离，几乎不和外人交流，并拒绝很多记者去家里采访的要求。

　　她太自责了，想过很多次如果出事那天能重来一次的问题，说话时眼神里流露出无助。

　　过去的事已经在斌斌的记忆里淡化了很多。性格、说话、脸上的笑，渐渐恢复到以前的样子，除了不再敢一个人晚上睡觉，也不敢一个人去厕所。

　　以前，斌斌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可以抓坏人”。现在，他更想“成为一个博士”，因为当博士可以上班，上班可以挣钱，“挣钱可以养爸妈”。

　　王文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名音乐家，“像萧煌奇(一位盲人歌手)那样”。一次偶然的机会，这个曾对命运感到绝望的母亲，听到他的歌《你是我的眼》感动地眼里满含泪水。“我盼着有一天斌斌能和他姐姐同台演出。”她说，“或者能让斌斌和萧煌奇见上一面也好。”

　　她日复一日地照顾孩子的起居，陪孩子上学读书做作业，用棉棒帮斌斌清洗眼片，皱纹开始往这位年轻母亲的脸上爬。斌斌还记得妈妈的样子，“长头发，眼睛不太大，比我的眼睛大”。“妈妈喜欢笑，我更像妈妈，爱笑。”他说。

　　一次， 姐姐问小斌斌，你能不能接受现在的生活。斌斌说：“能接受，就是妈妈不能接受。”

　　他渴望光明的原因很简单，“能看见的时候就可以帮妈妈多干点活儿了”。刚满7岁的他，自己穿衣服，取东西，上下楼，只要能自己做的，就坚持自己做。

　　开学的时候，王文丽给斌斌理了一个“桃心”形状发型。后脑勺的一端靠中间的位置，她故意往里面多剪了一点，变成一个“爱心头”。“这样有个感恩的心意”，王文丽笑着说，“也让彬彬从小学着帮助别人。”

　　在校长李新民眼中，小斌斌也是一名“纯粹的盲人”。“复明是基本不可能了。”他说，“但孩子还小，不会感到特别的痛苦，他的过渡相对来说自然一些。”李新民顿了顿又道：“最痛苦的还是他的父母。”

　　但是他的父母并不能表现出来。“如果我们有仇恨，孩子心里也会跟着有仇恨的，我们都希望他开开心心地成长。”王文丽说着，眼睛望向正在雨中和姐姐玩跳绳的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