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风病康复者相互通婚，在岛上生儿育女。(摄于1997年8月)

　　黄昏的码头。回归社会，回归家庭，渴望关注，是每一个麻风病康复者的心愿。 (摄于1997年8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外界的关注下，岛上康复者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 (摄于2013年12月)

　　2014年3月，中山边防支队的官兵与大茅岛建立军民共建单位，官兵们坚持每月为岛上的老人放一场电影。 (摄于2014年10月)

　　大茅岛，四面与陆地隔绝，外面的人基本不上去，岛上的人也不太出来。

　　1957年，为了医治当时传染性极强的麻风病，当时的中山县政府在大茅岛上建立了麻风病医院，专门用来隔离治疗来自中山、珠海的麻风病患者。

　　船，是这里唯一的交通工具。1996年李洁军第一次登岛的时候，要靠小木舟摆渡过去。现在则换成了快艇，是2011年当地民政局拨款购买的。

　　在上世纪60年代，大茅岛的麻风病患者最多时有448人。经过治疗，一部分康复者离开了，剩下的则成了岛上居民。随着老人们相继离世，现在岛上在编的老人仅剩54人，他们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最高龄者已有93岁。

　　■新快报记者 林炀 王会进

　　“我在观察他们，他们也在考察我”

　　登上新码头，穿过一片由爱心人士栽种的“志愿林”，一块写有“中山市大茅医院”的铁牌赫然出现眼前。

　　村口有一棵大榕树，树根垂了下来，村民们为了感谢岛上有功的人，在树根上写下了一些名字，“老蔡根”、“青年志愿者根”……村民说，这代表他们在这里扎下了根。

　　榕树荫下有三排新宿舍楼。如今老人都是一两人住一个套间，带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房间里有电视、冰箱、电饭煲、洗衣机。

　　老人们就坐在自己的房间门口，聊天、下棋、玩牌……若不是亲眼目睹，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当年闻者色变的“麻风病岛”。

　　李洁军说，1996年他第一次上岛，是带着好奇的心态去的。

　　1995年，他在珠海采访时，听同行说起了这家医院。于是就在第二年，和《珠海特区报》的一位摄影记者，跟着中山皮防所的一名工作人员上了岛。

　　“刚刚上岛的时候就觉得，这里的人精神状态极差，目光都很呆滞，几乎不和陌生人打招呼。”李洁军说，“他们用一种很敌视的眼光，远远地用粤语说‘不许拍，不许照我’。

　　岛民的敌意，让李洁军重新反省上岛时的动机。他把相机藏到摄影包里，递烟给村长，和村长一起抽烟，逐渐拉近距离，然后问村长，能不能带他到村里转一转，走一走。村长说可以。

　　第一次上岛，基本没有拍什么照片。他慢慢和岛民建立关系，李洁军说：“我在观察他们，其实他们也在考察我。”

　　“最早的时候，每次去拍照片可能会拍八九卷胶卷。现在下去，就带一个简单的徕卡。跟他们聊聊天，然后补充拍一些场景。比如说村里的房屋上都新架了电视机天线了；这家种了很多芒果树，芒果都结果了……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岛上有一条狗，是船夫老杨养的。李洁军第一次登岛，就是老杨开船接的。老杨也是麻风病康复者，是岛上康复者里为数不多手脚健全的。他开船开了十几年，今年元旦前因为胰腺癌去世了。

　　路上，李洁军说，这次不知道是谁开船来接。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李洁军喂了那条狗很多肉，他说，看着狗还在，就忍不住想起了人。

　　很多康复者想回归，但亲人却不接纳

　　外界对麻风病康复者的歧视和偏见并没有随着疾病的治愈而消失，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人。

　　因为患病，后遗症比较严重，他们有的截肢了，有的手烂掉了，有的白内障、青光眼，有的人鼻梁烂下去了……很多康复者当年想回归社会，想回家，想见自己的亲人，但是亲人却不接纳了。”

　　而对麻风病的恐惧，也一直存在着。

　　第一个自愿上岛的护士吴雪说，决定来岛上工作时，她一个最好的朋友说，“你如果去了麻风病医院工作，以后不要去我的家了，更不能抱我的儿子”。吴雪说，要知道，我那个朋友也是个医护人员。

　　老院长蔡昌金也说，常有同事见到他，让他洗手。一听这话，老蔡就来气，“来，抱一下”，他会这样回应。

　　到上世纪80年代联合疗法出来后，麻风病有了特效药，才算可控，病人也不再需要隔离治疗，但很多人还停留在认识误区里。

　　半个世纪以来，大茅岛上也有康复者离开，但更多的还是选择留下。因为外面的社会关系已经断绝，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也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即使出去，麻风病后遗症所致的头面和手足的畸形，外界的歧视和恐惧的目光，也让他们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干什么，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啊？”

　　岛民说，大茅岛有两宝，一是老院长蔡昌金，一是村口的大榕树。

　　要上大茅岛，得靠蔡“岛主”派来的快艇。我们约好九点钟在码头见面。因为小路难找，我们迟到了两分钟。“岛主”很不高兴，扯着嗓门一直喊：“你们迟到了！”

　　大嗓门、粗犷、直来直去——这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但深入了解，你会发现，其实他外冷内热，是个很细腻、很体贴的人。

　　他是军人出身，从部队转业到中山之后，先后在卫生系统多个部门任职，并长期担任着大茅医院院长一职。岛民们都说，老蔡的军人作风，震住了大茅岛。大茅岛以前也有打架、不请假外出、赌博等事件，老蔡一来，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情况就好转了。

　　退休多年，蔡昌金现在每天还要上岛巡上一遍。“早上好啊！”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的老兵，一口东北腔里也混上了中山粤语口音。老蔡挨个打招呼，摁摁这个的肚子，捏捏那个的胳膊，问问他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从2000年兼任大茅医院院长开始，老蔡这一习惯保持了十几年。

　　查房，其实是聊天。老蔡说，岛上的老人和外面的老人相比，文化程度低，看书看报看电视都极少，而且大多数是无儿无女，所以老人的孤独感远比外面的老人严重。

　　大茅岛的老人，最初对于外界都很抗拒。李洁军来岛上拍照，很长一段时间，老人们都躲着，麻风病的后遗症带来的头面和手足的畸形，让他们觉得难堪。

　　有一次，老蔡忍不住了，吼他们，“干什么，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啊？”

　　老蔡觉得，既然都这样了，就应该接受，好好地活下去。

　　可真要让这些康复者从戴着帽子戴着墨镜见陌生人，到摘下帽子戴着墨镜，再到摘下墨镜低着头，再到抬起头，这个过程太漫长了。

　　大茅岛的榕树根，都是有名字的

　　再说说大茅岛的第二宝——村口的大榕树。

　　大榕树垂下许多树根，根上都用红字分别写明：“老蔡根”、“蓝天根”、“汉达根”、“青年志愿者根”……岛民说，这代表他们在大茅岛扎下了根，大家都记着他们的恩。

　　“最早是通过李洁军拍摄的大茅岛的照片了解到这里，原来是纯粹从摄影的角度欣赏，但看到这么一系列之后，觉得很震撼。”狮子会蓝天服务队的何小亮说，“他这组照片让很多人开始了解大茅岛，像我，最初对麻风病的概念就是恐惧。李洁军不仅通过这组照片让人了解麻风病，还因为他的努力，让社会很多人都在关注大茅岛。”

　　大茅岛的空调、电视、洗衣机等电器，都是蓝天服务队捐赠的。“蓝天根”，就是为了感谢他们的努力。“2011年李洁军和我说了一件事，他说，大茅岛的情况，夏天很闷热，老人家因为麻风病后遗症，汗腺被破坏，皮肤不能排汗，老人家冬天怕冷夏天怕热，希望有个空调。”何小亮说，“所以我们就派人去考察这个项目，促成了这个事情。现在，服务队都会定期上岛开展服务，可以很明显看到整个岛的变化。”

　　何小亮说，他们现在也在帮助化州的一个麻风村。那里的情况比大茅岛要糟糕得多，那里没有蔡昌金一样的院长，也没有常驻的医护团队。“如果说大茅岛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话，那就是他们对外界的态度，只有主动和外界建立了联系，才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生活有了变化，我觉得他们快乐了”

　　老蔡到来后，大茅岛打破了闭塞，开始和外界有了联系。有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帮助，反过来又让老人们得到温暖和安慰，老人们又看到和外界沟通的好处。

　　看上去轻描淡写，实际上很难，各种辛苦，冷暖自知。

　　很长一段时间，大茅岛都是用柴油发电机发电，每天晚上到点便拉闸限电。2008年1月，大茅岛终于结束了晚间到点拉闸限电的历史，中山市政府和南方电网集团开通架空高压电缆，从此大茅岛正式通电。

　　2009年的大茅医院更加热闹了，全体康复者的生活费上调为450元/月，居住区绿化改造，烂泥路变成水泥路。

　　2009年10月，大茅医院终于告别了数十年没有一个专业护士的时段，医院新聘用本科护士一名，为岛上的康复者们提供更专业规范的护理，解决了打针难、输液难等问题。

　　2010年6月，大茅水闸顺利竣工，大茅医院的老人们再也不用担心突然来袭的台风了，康复者再也不会有落荒而逃家园被毁的狼狈和无奈了。

　　去年年底，大茅岛警务室设立，实施民警驻岛办公，岛民说，这下就安心了。

　　“我觉得他们的变化，不是因为物质条件丰富了，不是因为捐助多了，而是全社会营造的一个氛围，再加上亲人给他们的关爱越来越多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也完全不同了。”李洁军说，“他们现在可以看报，可以看电视，可以听收音机。通过这些变化，我觉得他们快乐了。现在我上岛拍照片，都是快乐地跟他们在一起拍照片，跟他们一起相处，他们也不是过去那样板着脸，沉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