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残奥背后的故事：流脑的挑战与生命的遗憾

　　2024年巴黎残奥会如期开幕，数以千计的运动员再次点燃了全球观众的激情。聚光灯下的残疾运动员们，用他们坚韧不拔的毅力与超越自我的勇气，深深打动了全世界的观众。

　　他们曾因病痛或意外失去部分身体机能，却以坚韧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拖着残缺的身躯，站在了奥林匹克的舞台。赛场上，他们的每一次挥洒汗水，每一个胜利的微笑，都是对生命意义的诠释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场赛事能如残奥会这样，既给人视觉的冲击，又敲击心灵。当我们为这些生命的奇迹喝彩时，也必须正视那些埋藏在故事背后的隐痛：许多运动员的伤残，都是因为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疾病所致。

　　今天我们以其中一种极为凶险的疾病——流脑为例，来讲述这届残奥会上英雄们的背后故事。期盼通过我们的讲述，能引起大众对传染性疾病的重视和对生命的敬畏。

　　轮椅上的勇士，流脑的幸存者

　　有人说，奥运会选出的是人类最巅峰的身体，残奥会选出的是人类最不屈的灵魂。这句话放在亚伦·菲普斯(Aaron Phipps)身上，最贴切不过。

　　亚伦·菲普斯，英国轮椅橄榄球运动员，15岁时不幸感染了流脑。这是一种隐匿性强、发病快、致残率和致死率“双高”的疾病，往往来不及反应，就已经酿成了悲剧。亚伦·菲普斯是幸运的，他及时得到了医院的急救；但他也是不幸的，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永远失去了双腿和大部分手指。

　　没有了双腿和大部分的手指，亚伦·菲普斯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截肢后，他在社交互动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父母和朋友都在努力帮助他适应并过上正常的生活。

　　濒临死亡的经历也让他对死亡有了深刻的认识，更是重新定义了他对生活的态度。他不惧艰难和挑战，成为了一名轮椅橄榄球运动员，并与队员们一起在东京残奥会上夺得该项目的金牌。时隔三年，亚伦·菲普斯坐着轮椅，作为英国队的主力再度出现在2024年巴黎残奥会的赛场上，为不向命运低头而战，为梦想而战。

　　尽管身体残缺，但也无法束缚他不屈的灵魂。除参加轮椅橄榄球比赛外，亚伦·菲普斯还挑战过10公里轮椅赛和伦敦马拉松，甚至还登顶“非洲屋脊”——乞力马扎罗山，完成了许多常人都难以企及的壮举。

　　看着轮椅上的他，在赛场上灵巧地穿梭，我们很难不去想象，如果没有感染流脑，亚伦·菲普斯还将拥有哪些更精彩的故事……

　　从流脑患者，到排球冠军

　　亚伦·菲普斯并非孤例，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中国00后残疾运动员陈亚琳。不同的是，陈亚琳的不幸来得更早一些，她在8岁的时候就患上了流脑，最后被迫截肢。

　　2008年，原本阳光好动的大凉山姑娘陈亚琳意外确诊流脑，失去了右侧小腿。从那以后，她成了一个需要面对重重困难的残疾人，人生永远偏离了原本的轨迹。她再也不能像其他同龄孩子们一样肆意奔跑了，就连最简单的走路、下楼梯、弯腰捡东西都要练习很久。她自卑、绝望，痛恨命运的不公，甚至曾一度自暴自弃，将自己关在家里，不再与外界接触。

　　看着昔日活泼开朗的女儿，日渐封闭自我，陈亚琳的父母心如刀绞。他们深知，如果不采取行动，女儿的一生将被彻底摧毁。他们开始不断鼓励陈亚琳参加康复，并寻找适合她的运动项目，希望她能重新找回自信和生活的乐趣。

　　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陈亚琳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排球。尽管她失去了右小腿，但她的身体协调性和运动天赋让她在排球场上如鱼得水。她开始接受专业的排球训练，逐渐成为队伍中的核心球员。2015年下半年，陈亚琳顺利进入了国家队。这些年，她先后参加了国际女子坐式排球超级六强赛、首届世界残排联沙滩排球国际赛、四川省第九届残疾人运动会等赛事，并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甚至拿到了冠军。而残奥会前，她也在努力备战，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次的巴黎之行遗憾未能成行。不过如今的她，已经成为中国坐式排球界的明星。

　　尽管如今的陈亚琳早已脱胎换骨，但聊起流脑后遗症的影响，她依然难以忘却。她坦言，以前的她十分自卑，甚至连说话都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直到接触排球之后，和大家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才逐渐找到了快乐。从她的言辞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流脑带给她的创伤，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永久伤害，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创伤。而长期坚持开导鼓励她重新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的父母，亦是承担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伤痛和压力。

　　流脑的伤痛还在继续上演

　　事实上，流脑不止在遥远的欧洲和媒体对名人的报道中，更是就潜伏在我们身边。

　　就在今年7月，青海西宁，两名中学生因感染流脑，在发病后24小时内，相继去世。青春年少如花一样的生命，就永远地定格在了十几岁的年纪。他们的离去对家庭、父母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而此后的岁月里，流脑的阴影还将笼罩在这个家庭中，也许是一年，也许是十年，也许更长……

　　悲剧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疑惑，为什么一个看起来简单的发烧，在短时间内夺去两条鲜活的生命。其实，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疾病，而是一度让人闻风丧胆的疾病。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多次暴发流脑疫情，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年里，有上百万人感染，其中流行最严重的1967年全国有超16万人死于流脑。可以说，当时流脑在老百姓心中，就是“死神”一样的存在。

　　而这种疾病“恃强凌弱”的特性极为明显，年龄更小的儿童由于自身的免疫系统还处在发育阶段，比较薄弱，更容易遭其“毒手”。5岁以下儿童尤其是2岁以下的婴幼儿感染率最高。

　　2019年，江苏一位2岁儿童豆豆就不幸感染了流脑。先是高烧不退，豆豆爸爸以为是简单的感冒。后皮肤出现血点，豆豆爸爸才觉察到异样，立即将豆豆送往大医院进行治疗。

　　进入医院后，豆豆就被送进了ICU抢救，经过与死神的殊死搏斗，医生最终救回了豆豆，但不幸的是，豆豆腿部组织大量坏死、指尖末端产生坏死、左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均有2 到3节的指头缺失。有研究数据表明，这种疾病病死率超过10%，在目前我国法定报告的传染病中，病死率排序前5位，20%的流脑患者会留有严重的肢体和组织的伤残，超30%的感染者终生伴有和神经系统损害有关的智力、视力、听力、运动能力、感知能力等后遗症。豆豆和亚伦·菲普斯、陈亚琳一样，都是那20%的不幸。

　　当得知豆豆感染流脑时，豆豆爸爸百思不得其解：“娃是接种过流脑疫苗的。”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豆豆感染的是Y群流脑，而豆豆接种的A群流脑疫苗是防不住Y群的。

　　其实导致人类致病流脑菌群还有B、C、W、X群等12个血清型。1985年，我国开展大规模A群流脑疫苗接种后，发病率持续下降，未再出现全国性大流行。2007年将A群流脑多糖疫苗和 A群C群流脑多糖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对适龄儿童开展接种之后，A群、C群流脑已经得到很好地控制，但W和Y群却在近几年里悄悄地崛起，不少地区都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如果可以，请尽全力筑牢孩子生命的保护墙

　　父母与孩子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我看你健康长大，你看我安稳变老。然而，因为有像流脑这种凶险的疾病的存在，这种简单的幸福也往往变得遥不可及。

　　豆豆的父亲在讲述儿子发病前的故事时说：“如果有的选，我一定为孩子接种最好的流脑疫苗。”尽管豆豆爸爸认识到预防的重要性，但当时，市面上没有可供2岁以内小孩接种的Y群流脑疫苗。

　　他也无数次地自责，觉得自己应该更早发现病情的严重性，更早采取措施。但残酷的现实是，即便是发现得早，治疗效果也未必如愿。目前，并没有针对流脑的治疗的特效药，一般通过青霉素、氨苄西林和头孢曲松等抗生素来杀灭病原体，控制感染症状，由于抗生素耐药性的影响，使得依靠抗生素的治疗效果都打上了折扣。

　　幸运的是，医学技术和科研在不断发展和进步。如今，除了有能预防A群的单价流脑疫苗、预防A+C群的二价流脑疫苗，还有了预防A+C+Y+W135群的四价流脑疫苗，覆盖的菌群更广了，对孩子们也更全面了。

　　在众多的流脑疫苗中，又分结合和多糖两种工艺。结合疫苗相对多糖疫苗来说，不仅具有更好的免疫原性，还具有免疫记忆，对孩子们的保护效果也更好。而四价流脑结合疫苗更是将保护孩子的年龄提前至3月龄。这就让3个月起的宝宝，通过疫苗就能预防A、C、Y、W135四种菌群的流脑，大大降低了孩子成长中的安全风险，这也让如今的新手父母有了更多的信心和保障。

　　由于流脑的隐性感染率高，传染源不仅包括流脑患者，还包括健康带菌者。这就使得孩子面临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往往一个不经意的拥抱、亲吻，都可能让免疫系统脆弱的孩子感染上流脑。因此，父母作为孩子的守护者，在养育的过程中，需要更加警惕和细心。不仅要注意卫生，还要提前做好预防，尽可能帮孩子选择保护力更强的流脑疫苗进行接种，为孩子筑好安全防护墙。

　　当然，仅仅依靠个体努力还是远远不够。对抗流脑这种凶险的疾病，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需要加强公共健康科普教育，让每一位家长都能充分认识到这种疾病的危害和症状，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避免悲剧的发生。同时，我们也期盼社会各方力量能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让每个宝宝都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尽管失去双腿的亚伦·菲普斯在赛场上的光芒万丈，陈亚琳的体育生涯也绽放着独特的光彩，但我们更希望他们从未经历过那场灾难，受过那场病痛的折磨。孩子健康成长，也是每一位父母内心最朴素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