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汉药老字号福育堂,医者仁心续辉煌

自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起,福育堂便在太原扎根,至今300多年仍然稳健传承着中华医学的精髓,并继续发扬光大。想了解福育堂的发展史,就有几位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是他们给予“以人为本、和谐平衡”汉医理念更生动的注脚。

薛己、万全、李时珍等名医奠定医学基础

明清两代是中医发展的鼎盛时期,名医辈出,医学著作传世众多。薛己、万全、李时珍、杨继洲、张介宾、吴有性等名医的多部医学著作,为中医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李时珍(1518-1593)以其《本草纲目》等著作闻名于世,对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名医的学术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医理论体系,也为福育堂等后世医馆提供了宝贵的医学资源和指导。

医术与文化的传承者、福育堂的老师: 傅山

傅山不仅是清朝著名的书法家,更在中国中医药史上享有崇高的“大师”级地位,《辞海·医药卫生分册》收录了自传说中的岐伯、黄帝至1975年去世的蒲辅周等71位中医药学界的重要人物,其中,傅山作为山西唯一入选者,彰显了他的独特地位。他的《傅青主女科》和《傅青主男科》等医学著作,以及临床医学著作丰富多样,如《外经微言》对《内经》理论进行深度解析,被视为研究《内经》的重要参考资料。而《辩证录》、《大小诸症方论》和《石室秘录》等综合性及专科著作,则展现了他在临床实践中的卓越才能和独特的治疗理念。因其广泛流传和参考价值,证明了他作为医学大师的影响力。在当时有“医圣”之名。)

傅山对福育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福育堂创始堂主师从傅山,使得福育堂在医术和药效方面得以不断提升。傅山对中医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对汉药的精湛炮制技艺,使得福育堂在清康熙乾隆时期赢得了广泛赞誉,奠定了其在中医药领域的地位。福育堂创建于明末清初的太原府府治直隶阳曲县,位于三桥街东街,这里曾是太原城中官署、学府、庙宇极为集中的街巷,文化底蕴深厚。自创立之初,福育堂便以医为主,恪守“辨证论治、形神兼备、以人为本、和谐平衡”的汉医学精神与文化。康熙年间,福育堂梓多部医著,传承医学智慧。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福育堂梓《医方集解》六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清高宗乾隆皇帝亲自为福育堂题匾,以表彰其悬壶济世的功绩。这一殊荣不仅彰显了福育堂的医术和药效,更体现了其医者仁心的精神品质。在乾隆皇帝的推崇下,福育堂的名声更加显赫,成为太原城乃至整个太原府山西行省承宣布政使司知名的医馆。

直到民国时期,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和崇西药的风气盛行,福育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生存,福育堂不得不调整经营策略,增加了时代特征“太原中华大药房总号”,以适应市场的变化。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困境下,福育堂依然坚守着中华医学的底线,传承着汉药的精髓。

福育堂的传承与发扬

1937年日军进入太原城后,福育堂为了逃避战乱而颠沛流离,最终从太原府三桥街消失。然而,这并没有让福育堂的传承断绝。在西北少年邓军的努力下,福育堂得以延续并扩大。邓军自幼热习中华武术,期间接触中医,学习跌打损伤药物与治疗。他广交朋友,收藏验方,在榆中县幸遇傅山后人也是福育堂后人傅老先生。

傅老先生不仅精通医术,还深入研究汉药。他将自康熙以来编纂集萃的福育堂药典、历史文献及物件等交于邓军珍藏,并传授伤科等药的培制方法。在邓军的努力下,福育堂的传承得以延续,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福育堂,以人为本和谐平衡

如今,福育堂由汉方制药、药用植物研究, 福育堂药局、福育堂医馆已筹备2年,开业计划在实施中。国家商标局授予“福育堂”及“福育堂 乾隆御笔 乾隆御辛巳年”等多个商标类别,这是对342年中华老字号的肯定。福育堂不仅弘扬了中华医学的博大精深,更引领着汉医药事业的创新发展。在传承与创新的双重驱动下,福育堂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精湛的医术、卓越的药效以及医者仁心的精神品质,值得我们赞叹。

从明清时期的名医辈出,大师傅山医术与文化传授,到福育堂人342年的传承,再到邓军新时代的继承与发扬,福育堂历经三个半世纪的风雨洗礼,始终坚守着医者仁心的精神品质。在今日,福育堂不仅传承了中华医学的精髓,更以匠心的觉悟尽力广大汉药汉医。未来,福育堂将继续秉持“以人为本、和谐平衡”的汉医理念,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产品和高效的医疗服务,为中华医学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点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