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魂——献给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我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要是不能保证完成手术的话，绝不会上手术台！”吴孟超对自己的能力了然于胸。
不熟悉的人，多少有些疑惑。
日本的同行来过，端着摄像机把吴孟超的手术从头拍到尾，也没能弄清楚他那双手是怎样成就了“第三只眼睛”；
美国的教授来过，手术连看3天，最后还是不相信：“他真的有80多岁了？”
他是天生的外科医生，他是柳叶刀尖的舞者，他是特殊材料铸就的铁汉，他是让时光驻足的强人。
2005年以来，吴孟超每年都参加“健康军营行”活动。下连队，上哨所，白发的将军为年轻的战士们查体看病，成为多少边防军人最温暖的记忆。
’98抗洪，他坚决要求到前线。10年后的汶川救灾，他又提出和学校医疗队一起奔赴灾区，背包都打好了，最后还是被留在后方救治转运而来的伤员……
2004年，陈汉教授去世。4年后，裘法祖院士去世。
一个是他的同事与好友，一个是他的恩师与至交。
比他更年轻和比他更老的老头走了。似不经意间，吴孟超向跟随自己20多年的程月娥说了一句：“我的有生之年恐怕不多了。如果哪天我真的倒在手术台上，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给我擦擦，不要让人看见我满头的汗。”
闻者泪湿襟衫，吴孟超的目光却依旧清澈如水。
医者仁心
“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
最终找到东方肝胆医院和吴孟超的，大多是无路可走的重症病人。
2004年，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求学的湖北女孩甜甜生命垂危——她的中肝叶上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多家医院拒绝收治。尽管早在1963年，吴孟超就成功实施了中国和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直到21世纪，仍少有医生敢涉足这一“禁区中的禁区”。
好心人说，上海有个吴孟超，你们找他试试吧。这个20岁出头的花季姑娘，就这样站在了吴孟超面前。
要进手术室了，父母抓住甜甜的手不肯放，甜甜也告诉自己，这恐怕是今生最后一面了！吴孟超立即弯下腰轻声说：“不要紧张，你醒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你身边……”
两天后从昏迷中苏醒，甜甜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吴孟超，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你没事了”。
生命还在！
甜甜这时才知道，手术做了整整10个小时，吴老创造的肝门阻断，前所未有地在一个手术中实施了4次，才将那个重达9斤、足足有排球那么大的瘤子切下来。
5年后，甜甜把自己的婚礼选在了从吴孟超刀下获得新生的那个日子——9月24日。
国外的文献中，直径4厘米的血管瘤就被定义为“巨大”。然而，吴孟超面对的，几乎都是“超级巨大”的肿瘤。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挺着像临产孕妇一样的大肚子前来求治。12个小时手术，吴孟超和同事们大汗淋漓地切下一个18公斤的瘤子。
直到今天，这仍是世界上切除的最大的肝部血管瘤；直到今天，陆本海仍健康地活着。
翻开吴孟超的履历，他在无数个本可以拒绝的病例中创造出了一连串的“之最”。无论是在几十年前还是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这些教科书般的经典案例都是难以复制的奇迹。
“做手术不是做病理解剖，而是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许多外科手术教程都是这样开头的。“治疗病人，犹如将他们一个一个渡过河。”老师裘法祖的这句话，更是让吴孟超记了一辈子。
一个冬夜，吴孟超忙完一天回到家，已是晚上11点多。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李捷玮，第一次从吴孟超口中听到了一声叹息：“我累得腿都抬不起来了……”
李捷玮扶着他上了楼，吴家门口却守着好几个病人。一问，都是来请吴孟超看片子的，等了半天了。
“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在这里？吴老也要休息啊！”李捷玮有些生气。
吴孟超也说：“你们能不能明天再来……”话说了一半，又改口：“进屋坐吧。”
一到吴孟超出门诊，门诊部主任满晓波就揪心。好不容易见到大夫，病人总是反反复复地倾诉，生怕医生没听明白自己的病情，但吴老一个上午要看10个病人，其中大多数还要亲自做B超呐。
满晓波心疼，偶尔会忍不住打断病人。这个时候，吴孟超总是狠狠地瞪他一眼：“你多什么嘴？”
“一个人得了肝癌，整个家庭往往都垮了。跟病人多说句话，跟他握握手，就能给他和全家人信心。”吴孟超说。
一个日日目睹生命苦难的人，胸怀一定是博大的。否则，他的心怎能盛得下那么多孤注一掷的托付？
冬天查房，吴孟超会叮嘱学生，先把听诊器焐热了。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他都帮他们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弯下腰把鞋子放到最容易穿的地方。每个大年初一早上9点，他会准时出现在病房，双手握住病人的手，一个不落地向每个在这里住院的人道一声：“新年好！”
历经岁月积淀，大医之风成就无数传奇与传说。
医院门口，常有人见到吴孟超就扑通一声跪下，递上带来的CT片。年近九旬的吴孟超就那么在太阳底下站着，一看就是半个小时，然后朗声道：“还有救，来住院吧！”
对方无不欣喜若狂，泪流满面！
在很多被病魔折磨的人们心里，吴孟超是神仙，他那双金手轻轻一动，就能让人起死回生。
吴孟超当然不是神仙。怎样才能治病救人？他说，一要爱病人，二要有技术，三要踏实地工作。
对工作的要求，吴孟超近乎完美。
集体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开刀。吴孟超会一个个询问，你们都说开刀，麻醉选择什么？器官插管准备好了没？肚子开了拉不上怎么办？他要求大家像放电影般一步步预想手术过程，想好了，才能确定做不做、怎么做。
即使手术方案已经无误，手术前一天，吴孟超还会与B超室医生一起再次进行病灶确认。晚上躺在床上，他会拿着B超图设想手术部位的三维画面。第二天进了手术室，还要再读一次片。
将军不打无准备之仗，吴孟超不做没把握的手术。
按理说，像吴孟超这样的大师，是不需要全程手术的。助手们把准备工作完成了，病人的腹部打开了，他再来也不迟。
但，吴孟超往往会比所有人提前20分钟到达。洗手，规定时间3分钟，他要洗上5分钟，还管别人——“你怎么这么快就洗完了？”肿瘤切除了，他还不走，坐下看学生们缝合——“你怎么选那么粗的线？间距是不是太大了？”
对于收红包、拿药品回扣的事，吴孟超深恶痛绝。他给自己的医生们定了不少规矩：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诊断清楚，决不让他们做第二次检查；能用普通消炎药，决不用高档抗生素；手术缝合尽量手工——吻合器要好几千块，手缝虽然多花20多分钟时间，不要钱……
在这所医院，肝癌手术所有费用不过2万元左右，远远低于国外和国内大多数医院。一位卖了房产来求医的病人接到账单时感慨：“没想到大上海会有这么低的收费！”
“我们要用技术对病人负责，为病人省钱。”这是吴孟超从医一生的习惯。
经营医院，怎能不考虑“创收”？面对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吴孟超的解决办法很简单——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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