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魂——献给人民医学家吴孟超
纸张用正反两面，会议不提供一次性水杯和茶叶，晚上下班发现走廊的灯还亮着，吴孟超会从头到尾一个个关上……
他说，医院是治病救人的，怎么能想着从病人身上捞钱？
农民、工人、学生……吴孟超救治过的病人，很多成了他一生的朋友。
蒋声和两次手术时隔33年，都是吴孟超主刀。医院大楼建成，吴孟超过生日，这位八旬老人都会从浙江赶来。
5年前成功手术的女孩尚蕾蕾，结婚时给吴孟超寄来喜糖，生了孩子又送来红蛋。
还有朱科娜，来到吴孟超身边当了一名护士。28年前，当她是一个出生仅4个月的婴孩时，正是吴爷爷冒着巨大风险为她切除了肝脏肿瘤。
——那次手术，又是一次震惊医学界的“世界之最”！
“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吴孟超说，“医生没有挑选病人的权利，只有为患者解除病痛的义务。如果过多考虑自己的名利得失，无数病人就可能在我们的犹豫中抱憾离世。”
大爱无言。
国家使命
“我们能不能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
“我们建议，以‘两弹一星’和‘神舟六号’攻关精神和运行机制为榜样，组成打破部门界限、学科界限的肝癌攻关协作组……”
2006年春天，吴孟超联合其他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委呈送报告。
此时，他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学家。
站在人生辉煌的顶点上，吴孟超牵挂的是整个民族的未来。
中国集中了占全世界半数左右的肝癌病人，每年有新发肝癌病例近40万。尽管我国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已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15%提到了今天的50%至60%，仅靠手术和各个单位的分散工作，发病率的下降和治愈率的提高仍然十分有限。
报告引起重视。很快，卫生部将肝病研究纳入“十一五”重大传染病专项。2010年的最后一天，“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式落户上海。吴孟超多年来设想的“集团会战”有了全国性的项目和平台，中国肝癌治疗的“航空母舰”即将起航。
“我们能不能把‘肝癌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从吴孟超发出第一声追问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
“吴老迈出的每一步，都紧扣时代脉搏，是我国肝胆外科事业的里程碑。”第二军医大学政委陈锦华说。
半个世纪前，中国的肝胆外科事业，正是从吴孟超和他的同事们手中艰难起步。
世界第一例肝脏手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德国。到了20世纪50年初，中国的肝胆外科领域还是一片空白。一个日本医学代表团访华时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日本的水平，至少也要二三十年！
在听到这句话的当晚，吴孟超向学校写报告，阐述向肝脏外科禁区进军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末了，写上16个大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攀高峰。”很快，他率领“三人小组”开始了肝脏外科的探索。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吴孟超，欣喜地迎接着科学的春天。第二军医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吴孟超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他先后培养出的260多名硕士生、博士生，成为了我国肝胆外科的骨干。
上个世纪90年代，在吴孟超的建议下，肝胆外科扩充为肝胆外科医院。又过了几年，这所医院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医院和研究所。这个世界一流、国内最大的“院所合一”肝胆基地，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东方”……
“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我们的科研没有理由不站到世界的最前沿！”这是一位卓越医生的大志，这是一位科学大家的眼光，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心系国家和民族的情怀！
“开刀顶多是开一个、救一个，没有基础研究，我们就不能真正搞通导致肝癌的病因病理，更找不出彻底解决肝癌的办法。”吴孟超坚信，临床与基础研究是肿瘤诊治的两翼。
“文革”结束，当人们都对“手术刀”充满向往时，他却鼓励一些学生转向基础研究。
他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实验室。就是从那间逢下雨就变成一片汪洋的小平房里，走出了王红阳、郭亚军、从文铭、沈锋、钱其军等基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
对于吴孟超这位严师，学生间流传着一个说法——被他“骂”得越多的学生越有出息，如果不挨“骂”，就说明你没有前途了。
博士生杨田把自己将在国外杂志发表的文章校样交给老师审阅。此前已经看过这篇文章的吴孟超伸出食指点着字行，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逗号，应该改成分号。”
杨田听了没作声。这算是哪门子的错误啊？
吴孟超知道他的心思。“不能小看这多一点少一点。我们做手术，少一点，肿瘤就切不干净，多一点，可能弄破别的血管！”
这个经常“骂”人的可爱老头，也有着慈父的一面。
一次手术，李爱军一针下去，扎在了吴孟超的食指关节上，皮都揪掉了一块。没想到，吴孟超换掉手套再次上台后，不仅没有责备自己的学生，还反复叮嘱：“你们还年轻，以后千万要注意，别被扎着了……”
“我的技术没有专利。”“衡量导师是否合格，最终的标准是学生能否超过自己。”吴孟超就是这样为一代代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生们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是吴孟超送到国外深造的学生之一。1996年冬天，正在德国科学院工作的她接到吴孟超电话，说自己在德国出差，要来看看她。
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气温低至零下20多摄氏度。直到晚上10点多，吴孟超才赶到王红阳的住处。顾不上抖落身上的冰雪，顾不上喝口热水，老师从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病例交给她：“这是国内最新的典型病例，你可能用得上……”
吴孟超盼着他们学成归国。在与学生们的通话中，他会一遍遍讲——“医院新楼已经盖好了，马上就要搬进去了！”“我们今年的门诊量和手术量翻倍啦！”“新的学科刚刚起步，你们大有可为！”
一批批学子如约归来。多年前，吸引着吴孟超回到祖国的，同样是这激情似火的召唤。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英勇作战的事迹，成为马来西亚华侨们的热议话题。吴孟超和同学们把毕业聚餐的钱捐给延安的八路军总部，竟然收到了毛泽东和朱德的回信。
初中毕业，18岁的吴孟超和6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到达云南后，由于日军和国民党的封锁，他们一时去不了延安，只好留在昆明求学。
发生在回国途中的一幕，吴孟超至今无法抹去。
在越南西贡过海关时，验关的法国殖民者要求吴孟超一行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只需签字。
“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名？我们会英文，会中文，会写自己的名字！”吴孟超质问验关员。
“黄种人签什么字？你们是东亚病夫！”法国人吼道。
吴孟超紧咬下唇，不让泪水流下来！
为中华民族争气——这颗朴素的报国心，从此伴随他一生的选择：回国，从医，入党，参军……
国外的朋友曾不止一次劝说，你这么大的名气，出来办医院，早就是大富翁了！
吴孟超淡淡一笑，他志不在此。从回到祖国的那一天起，从目睹解放上海的大军露宿街头的那一刻起，他已为自己的忠诚、自己的挚爱找到了扎根一生的土壤。
从1996年起，他就将个人积蓄和社会捐赠的资金设立基金，用于鼓励和表彰年轻的科研人员。目前，基金已发展为“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总额达到1500万元。
1979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外科学术会议上，吴孟超的发言，让世界肝胆外科界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的声音。今天，我国的肝病诊断准确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位居世界领先，中国人当之无愧地攀上了肝胆外科的峰巅！
吴孟超不愿停下来。在他的蓝图里，5到10年间，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要提高到80%，30年到50年间，中国人要为全世界找到治疗肝癌的根本途径。
又一个春天悄然来临。55年前，同样是在这样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吴孟超先后参军、入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军旗党旗下发出的庄严誓言，与他从医时宣读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一起，在吴孟超的生命中刻下了最深的印记。
正是这些铭记誓言的人们，筑成了一个国家前行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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