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7日央视《新闻1+1》播出《如何医治“医患之伤”？》，以下是节目实录：

　　(节目导视)

　　夏冬：

　　诊断说是脑震荡，闭合性脑损伤。

　　解说：

　　医生说被打。

　　郝来福：

　　说我用拳头打，我没打，我拽了，是过猛了，这我承认。

　　解说：

　　患者家属否认。一起因要求修改病历引发的冲突，究竟谁对谁错？

　　杨兵：

　　绝对不允许，修改病历是有原则的，这是很明确的违法。

　　张宇峰：

　　证人证言均不能反映出在房间内郝某对夏某的头部进行击打。

　　解说：

　　救死扶伤之地为何却频遭暴力事件？

　　于振坤：

　　我曾经一两个礼拜，只要我周边有人离我距离稍微有点近，我就会有警觉。

　　解说：

　　法律、制度、道德、理解，医患关系和谐究竟需要我们怎样的努力？

　　韩德民：

　　这是一个社会进步和变革的过程，我们希望一天天真正好起来。

　　解说：

　　《新闻1+1》今日关注“如何医治‘医患之伤’？”

　　主持人(白岩松)：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要看一组照片。在看照片的过程当中给您出一个小题，看这是哪个单位，什么样的单位？这是第一张，戴着钢盔，坐在电脑前；第二张，还牵着狗；第三个，依然是戴着钢盔。我估计好多人会说这还不简单，银行，只有银行才会是这样一身装束。但是请注意，第三张照片底下有一个导医咨询台泄露了秘密，其实这是医院。这是一组老照片，在2006年深圳一家医院，当时由于医疗纠纷，因此有患者不断到医院来骚扰，并且放言说要铲平这个医院，医院为了自保出现了这样的装束和举动。

　　今天看来内心已经沉重，为什么今天突然把这组照片给说出来？过去提到医患关系的时候往往会认为患者是弱势群体，其实现在相当多的患者依然是弱势群体。不过在这两年有关新闻当中越来越多地也开始出现了医生甚至医院也呈现出某种弱势群体的局面，他们也成为被伤害者。在昨天北京一家媒体上又报道了医患关系当中的一个冲突，我们一起看一下。

　　(播放短片)

　　解说：

　　病号服、输液瓶，昨天一篇题为“改病历被拒，患者家属殴打急诊主任”的报道刊出后，迅速引发人们的关注。报道中说，躺在病床上的患者叫夏冬，除了是一名病人，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北京老年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几天之前被人打伤，而打她的则是患者的家属。今天，我们的记者也来到这家北京老年医院。

　　夏冬(北京老年医院急诊科主任)：

　　警官就带我去做了伤检。做完伤检，轻微伤也够不上，第二天就头疼，在晚上的时候就头疼特别剧烈，然后血压到了200多，出现了喷射性呕吐，然后剧烈头疼。从晚上9点抢救到第二天早上，当时诊断是脑脑震荡，就是闭合性脑损伤。

　　解说：

　　但是，对于打伤致脑震荡这样一个说法，被认为是出手打人的郝来福却并不认同。

　　郝来福(患者家属)：

　　说用拳头打我没打，我拽了没准是过猛了或者是怎么的，这我承认，我对任何人没有冲突。

　　解说：

　　除了夏冬、郝来福两位当事者，北京老年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曹荀作为证人，也向警方讲述了当时事发的过程，却出现了不一样的说法。他向记者描述，由于有所顾及，所以两次笔录有所不同。

　　记者：

　　我看到您写的材料里面，就提到会担心报复我，然后违心地讲了在派出所笔录中的谈话内容，您在派出所的笔录中是怎么说的？跟您后来写的不一样的是什么？

　　曹荀(北京老年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就说关于打人的情况，警察就问，说你看见他打人了吗？我说我好像记不太清了。上个礼拜五督查的来了，又重新给他做了一次，那个是第二次了。

　　记者：

　　那个您说的是看到了？

　　曹荀：

　　看到了。

　　解说：

　　尽管急诊科有监控录像，但是监控录像并没有拍到动手打人的画面。尽管夏冬的伤情有会诊记录，但是由于这份记录单是由北京老年医院自己出具的，尽管打人现场有证人作证，但是所录口供又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张宇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派出所政委)：

　　目前法医中心根据夏某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会诊，再次进行伤情鉴定，很快就会出结论。对于在房间内发生的这些事，民警在在场的其他七名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了取证，证人证言均不能反映出在房间内郝某对夏某的头部进行击打，目前我们还在进一步开展工作。

　　解说：

　　究竟有没有打人，如今还无法确认。根据媒体报道，这件事情的直接起因是因为患者家属要求修改病历，但是遭到院方的拒绝。

　　今年8月21日，郝来福的女儿被送到北京老年医院进行急救，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抢救之后，患者最终因为抢救无效而不治身亡。除了对院方抢救过程持有疑义之外，郝来福还提出要修改病历的要求。

　　郝来福：

　　我说我都不知道有白血病，你怎么知道有白血病，这个我说必须得更改，保险公司业务员说估计我们好像是“诈保”似的。

　　杨兵(北京老年医院副院长)：

　　违法了，违反法律了，绝对不允许的，修改病历是有原则的。

　　解说：

　　事实上，郝来福和院方最终达成的协议是，院方承诺只要郝来福能提供书面证明，证明像郝来福说的那样，当时的亲属口述病史有口误就可以修改病历。但是在郝来福看来，这样的病历结果不是自己造成的，因此也拒绝提供。

　　杨兵：

　　所以现在对于这一起的原则怎么处理，我这也很明确，先刑事后民事。

　　郝来福：

　　这医院，是我做得不对，我可以向他承认错误，是他做得不对，怎么办？

　　主持人：

　　这个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还并没有说得太清楚，大家可能很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到底打没打人，这一点我希望整个的，比如说警察或者相关的部门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

　　但是要回到起点当中，为什么要改病历？当时医院记录下病历的时候是因为在亲属当中有人说她得了白血病，然后把这个记录下来，因为要进行抢救。但是当后来这个女孩儿不幸离世之后，家属就要求修改病历，但是修改病历用院长的话来说是违法的。为什么要修改病历？在采访当中也有记者表示可能会涉及到保险的赔偿问题，有没有白血病的病史，对于保险索赔可能会有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过去常常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的一些举动，现在被认为是强势的医院或者医生身上也开始发生，大家都弱了问题出在哪儿？几个月前发生在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个案例就更加残酷，让大家觉得内心难受。

　　(播放短片)

　　解说：

　　徐文，北京同仁医院喉科主任，国内顶尖的嗓音专家。她躺在病床的样子曾经震动了无数人。

　　今年9月15日，她被一名患者砍伤，倒在血泊之中，事发至今已经过去了100多天。

　　高子程(徐文代理律师)：

　　从上个星期本案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由公安机关移交到了检察院。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审查起诉的时间是一个半月。

　　解说：

　　今天，我们同样关注徐文医生的康复情况。但是同仁医院以徐医生的健康为由拒绝了媒体的采访。但本台记者在一个多月以前曾经采访到了她，那时的徐医生右手已经可以活动了，但左手还有些僵硬，康复训练是她每天必须做的事情，重新站上手术台是支撑她的动力。

　　记者

　　您现在晚上睡眠好吗？

　　徐文(北京同仁医院喉科主任)：

　　睡眠不好，需要的时候还要带肢具，带肢具身体是不能动的，所以就很受限制。

　　记者：

　　晚上的时候要带着肢具，要固定它？

　　徐文：

　　必须固定在一个位置，功能位，将来才能保证这个手有康复的希望。

　　记者：

　　这个过程要持续多长时间？

　　徐文：

　　可能要一年左右。

　　解说：

　　是什么让曾经的患者变成了一名凶手。将屠刀砍向医生的凶手王宝洺在五年前经亲友介绍，找到徐文医治自己的喉癌。按照医院方面公布的事情经过，术前患者以职业需要为由，要求医生为自己保留喉部发声功能。因此手术对癌组织的切除并不彻底，此后患者也未遵医嘱继续治疗，一年后王宝洺病情恶化，到北京肿瘤医院做了全喉切除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说话能力。

　　从2008年起，王宝洺试图通过法院起诉，向同仁医院索赔1700万元，因为受制于病历的分歧，司法程序始终停留在原点上，最终王宝洺选择杀回了医院。

　　王宝洺妻子：

　　我们就经常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开庭，怎么还不开庭？三年不结案，三年没结果，他觉得特别无望。

　　解说：

　　今年5月30日，由北京市司法局、卫生局等六部门联合成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揭牌，患者所赔额超过1万元的医疗纠纷，除了走司法程序还可以通过调解委员会免费调解，这也是学界呼吁多年的第三方独立机构。

　　刘方(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副主任)：

　　我是设想能够经过十年的努力，把我们医患纠纷引到一个规范处理的流程。有了纠纷到我们这第三方来，我们让双方能够态度很平和，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徐文：

　　我只想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做我愿意做的事情，有很好的周围的工作环境。过去可能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现在对我和同行来说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我希望这个社会上，相信理想的人还是应该多一点，这个社会才能有希望。

　　记者：

　　您相信理想吗？

　　徐文：

　　我想我还是相信。

　　主持人：

　　在徐文这个案件发生了之后，当时社会上有一些舆论，有另外一些声音，我们也注意到让很多医生受到了第二次伤害。因为大家用医患关系来界定了这件事，不，这个首先要搞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刑事案件，因此要首先看到案件当中的残暴性，什么都不要解释，用刀去砍曾经给自己治过病的医生的行为，能用医患关系简单地解读吗？因此当界定完这一点之后接下来要思考，我给王宝洺写了四个伤：

　　首先他伤了医生，是为他治病的医生，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他自己因为之前曾经在医院待过一段时间，王宝洺一直认为我懂潜规则，所以他在找徐文医生为他治疗和手术的过程中，还拿了一万块钱要送给徐文医生，但是由徐文出差以及中间人的阻拦，他没送成。没送成之后他一直说，她对我不好或者冷淡，就是因为钱没送出去，他还是愿意相信潜规则，也就是说愿意相信那些不太好的东西存在，因此他让医生受伤了，徐文这样一个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医生要半年之后才能够慢慢康复，也许回到手术台。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说，当她被砍完之后，恢复知觉的时候，眼睛里马上掉出了泪，没有人知道那一瞬间她在想什么。

　　接下来他伤的是自己和家人，得了癌症五年之后活着。但是他一直生活在仇恨、愤怒和焦虑之中，最后走上了这样的犯罪道路。除了伤了他自己，今后他只能在监狱、牢房里渡过一段岁月，但是他也伤了自己的家人，我相信他的妻子、家人一定会非常难受，如果这些没有发生，能够平静过日子，多么不容易。

　　第三个，他伤了更多的医生。因为在徐文事件发生之后，再加上有一些舆论、声音站在用刀砍人的王宝洺这一边，用医患关系去解读这件事情，很多医生难过、掉眼泪、哭，甚至那一段时间感觉非常绝望，“我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因此伤了更多的医生。

　　但是归根到底，王宝洺伤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医患关系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潜在的患者，今天不管多么健康都会成为潜在的患者，但是如果每一个医生都开始产生了戒备、敌意等等，我们会不会成为受害者？所以最后一个伤是伤不起，但是毕竟这样的事实还是已经发生了。

　　很多人就在期待，我们怎么去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关系，不能说是患者是弱势群体，现在医生也开始变成弱势群体了，问题出在哪儿？医患关系有没有解，第三方仲裁机构可不可以更好地扮演这个角色。接下来就让在北京被大家认为是第三方仲裁机构的负责人帮我们解读一下，看能不能帮上社会和大家的忙。

　　刘方：

　　过去有很多的医疗纠纷，到底有多少我们是不掌握的，现在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后，患者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来解决医患纠纷。

　　医疗纠风从现在和去年同期比确实提高了42%，看起来数量是加大了，但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好事，是今后一个法制化来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向。我们从成立到现在已经做了8000起，会发现三级医院会在什么样的问题上，比如说三级医院会在围手术期的方面出现的问题多，会在手术适应症的选择上会发生的问题多，而在二级医院会发生误诊误治的问题多。我们把这些原因归纳起来，要反馈给北京市卫生局，希望他们在对医院管理的过程中，能够加强对医院这方面的管理和培训。

　　主持人：

　　在过去一旦出现了医生被伤害的情况，舆论会站到医生这一边，患者出现了被伤害的时候大家一下子站到患者这一边，总把双方给敌对化，其实有时候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理解。我们接着往下走。

　　(播放短片)

　　袁晓凤(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会诊中心护士长)：

　　因为他完全是误会造成的，所以他就说你们应该挨砍。本来我们医院刚刚发生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听了以后非常伤心。

　　解说：

　　袁晓凤，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会诊中心护士长。就在不久前，一位患者因为听错了护士的话，张口就说你们就是欠砍，让护士长一下子懵了，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吓的旁边的护士都准备找件防身的东西。所幸后来这句气话没有成真，后来这位患者的父亲还带着儿子来到同仁医院向医护人员道歉，并获得了原谅。

　　王谦(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会诊中心护士)：

　　经过了解才知道他家里头很多人有病，然后花了很多钱，求医路也挺艰难的，所以他就把火气都发在这儿了。

　　解说：

　　在北京同仁医院最忙碌的就是位于西区三层的眼科门诊。每天17位当班护士要接待3000多个患者，再加上家属就是小一万人，而专治疑难杂症的眼科会诊中心又是整个眼科门诊火药味最浓、护士最难干的一个地方。

　　今天都能看，所以大家合作一下。

　　袁晓凤：

　　凡是挂上号的病人都能够看上病，今天都能看，所以大家合作一下。

　　解说：

　　每一天眼科会诊中心的护士长袁晓凤都要把这样的话重复上几十上百遍，她今年已经68岁了，退休多年一直被反聘在此，没有她这样有快50年经验的老同仁护士长，你还真揽不了一天接待成千上百患者这活。

　　1999年，北京市把眼科会诊中心设在同仁医院，这里便承担起全国的疑难眼病诊治任务，这里设有六个眼科专业科室，全是北京同仁医院里顶尖的大夫，全国慕名而来的患者云集在这里，对于护士长的挑战相当大。每周到专门处理疑难杂症的知名专家出诊的日子就更像是一场战争。

　　患者：

　　听不见，大点声音。

　　袁晓凤：

　　大家都往后退一退，站在门口大家就听得见了，因为大家都在这嚷嚷，(护士)叫名字都听不见。

　　解说：

　　眼科会诊中心主要解决疑难杂症和病情危重的病人，怕病情发展迅速，会诊中心承诺医生出诊后三个月内一定安排一次复诊，这就让这里的患者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袁晓凤：

　　这种环境我们自己也不满意，说实在的，第一没给病人提供一个优美的环境，也没有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只能说我们做到了一个保证病人看上病，现在只能达到这么一个标准。

　　解说：

　　挂号难、排队难，还有可能被医托儿骗，求医者的苦恼所积累起来的情绪，对于医生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而每到中午时分又是考验最大的时候。

　　记者：

　　是不是中午的时候更着急，怕医生去吃饭看不上？

　　患者：

　　对，他(医生)今天走了之后，下个礼拜四，病人用坏了，眼睛怎么搞。

　　你们不下班。

　　袁晓凤：

　　我们不下班，我们什么时候看完什么时候下班。

　　解说：

　　在人群中记者发现了一位患者家属，也在安慰着其他患者和家属。

　　患者家属：

　　我每次来都是早上差不多八点四十左右到九点，(医生)上班到下午四五点钟才会结束，中间也不吃饭，没有一个大夫休息，所以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主持人：

　　今天当我们组内的两拨记者出去采访之后，他们的心态特别值得关注，采访完患者的那批记者就觉得患者真值得同情，他们太不容易了；采访了医生和医院的记者回来说，医生和医院太值得同情了，他们太不容易了。但是当这两拨人坐在一起聊的时候发现社会太不容易了，内心非常纠结，到底怎么样才能破解这样的医患关系，或者说我们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局面呢？

　　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我要采访一位专家，她是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在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李玲教授，您好。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您好。

　　主持人：

　　我们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患者是弱势群体，但是新闻中也不断地呈现出有很多医生也开始成为弱势群体当中的一部分，非常纠结，怎么办？这种医患关系要破解的关键是什么，就这一个问题，李教授？

　　李玲：

　　医患关系要破解，我觉得是要加快我们的医改，就是公立医院的改革。因为其实医生和患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他们应该共同抵御疾病的战友，应该是携手的，但是现在使他们变成了像敌对的关系，也就是利益对抗的。也就使得刚才节目里报的各种医患纠纷不断在出现，既不是医生的问题也不是患者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

　　主持人：

　　应该从哪儿入手？

　　李玲：

　　我觉得应该从政府先入手，比如像现在这么频繁发生的医患纠纷，首先应该让公安介入，应该给医生一个有尊严的、安全的就业环境，不能说今天上班得戴着钢盔，得时刻堤防着会不会被杀、被伤，使这个职业失去了这个职业应该有的最基本保障。

　　患者，现在医改正在进行，未来长远的打算应该分层次就诊，普通的病、常见的病应该在基层，像同仁这样的大医院应该是疑难病症，可以逐级转诊上去，这样也使得大医院能够有序地给病人提供服务，而不是现在像大农贸市场，医生每天是疲于奔命，患者也是在里面……

　　主持人：

　　本来就难受，情绪就会更容易激动。

　　李玲：

　　双方都是一触即发，矛盾就会不断发生。

　　主持人：

　　明白，您的意思是要通过改革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谢谢您，李玲教授。

　　在节目最后要看一个调查，我们应该有所悟了。在这个调查当中针对的是医生，结果最关心医疗相关事件，65%的医生选择的是注意医疗安全，但是怎么治好病才有53%。当把对方想象成朋友的时候他才可能是朋友，想成敌人一定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