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洛川两岁儿童被一名有精神病史的男子殴打的事件，使得人们再次关注到精神病人的生存现状。

　　法律规定，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应当责令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

　　2011年，我国重症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2万。想把1600万这个庞大群体关到“笼子”里，对个体家庭来说，无疑是不能承受之重。

　　5月7日，洛川两岁儿童被一名有精神病史的男子殴打的事件，使得人们再次关注到精神病人的生存现状。2011年，我国重症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而住院治疗的不超过12万。其中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2011年，有统计称：精神病患每年造成的严重肇事案件超过万起。

　　法律规定，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应当责令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要想把1600万这个庞大群体关到“笼子”里，对家庭来说，无疑是不能承受之重。那么，谁来完成精神病人的救赎？

　　家有‘武疯子’不能承受之重

　　华商报记者刘燕

　　西安东郊长乐坡一座老式的红砖墙家属院里，年逾60岁的国企退休工人王晋(化名)牢牢地记着一个名叫“李斌”的男子的故事—2010年7月13日，宝鸡眉县人李斌，在家人的注视下，被父亲和弟弟用绳子勒死。

　　在被亲人弑杀前，李斌一直过着被家人和邻居称做“随心所欲”的日子。不劳作、对亲情没有感觉、易暴、易怒，口中经常会流露要杀人的言词。在常人眼里，他简直就是个“疯子”，而实际上，他是被称作“武疯子”的重症精神病人。在李斌放言要杀死弟弟之后，为了怕他真的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家人不得不先将他杀死。

　　这个悲剧让王晋刻骨铭心。为了不让李斌的故事重演，他们26岁的儿子欣欣(化名)已经三年没有下过楼。欣欣也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恶狠狠地踩死流浪猫 吓得路人差点报警

　　王晋不让欣欣下楼，一是欣欣现在畏惧接触外界不愿意下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欣欣有暴力倾向。

　　三年前，欣欣在楼下恶狠狠地踩死了一只流浪猫，吓得路人差点报警。还有一次，他拿起一块砖头砸了路边的清洁工，王晋和自己的妻子不仅给对方看病，苦口婆心给说尽好话，对方才没有报警。

　　从小，欣欣性格就显得有些不正常，但那时工作忙的王晋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问题，“只是觉得孩子说话比较冲。”欣欣上到高中时便退学在家，那时的王晋和妻子已经明显感觉到欣欣在精神上的问题比较严重。

　　欣欣上学时成绩很差，他在学校和谁都不说话，回到家里只对王晋夫妻发火，还动不动砸东西。直到后来，欣欣走路时自言自语，一个人回家面对着墙自言自语，还时不时搬起椅子砸墙时，王晋才和妻子带孩子去看病。在精神病医院，欣欣被判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且有严重的“迫害妄想”倾向。

　　欣欣开始服用大量的精神用药。那时，欣欣还能够出门，偶尔一个人在楼下晒太阳。直到有一天，在楼下晒太阳时，他捡起硬物砸人家一楼的窗户。邻居们害怕，便告到了居委会。

　　每月近4000元治疗费“住院治疗想都不敢想”

　　那段日子，王晋和妻子彻夜睡不着。他们不是没想过让欣欣住院治疗，但每月近4000元的治疗费让他们望而生怯。王晋和妻子都是老国企的退休职工，两人每月工资加起来不足6000元，而且双方父母尚在，“住院治疗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控制欣欣不到户外活动，但这个办法并不奏效，有一次，妻子想拦住欣欣不让下楼，欣欣顺手抄起水杯砸向妈妈，幸亏王晋在家，否则不知道情绪激动的欣欣会做出什么更过分的事情。从那以后，欣欣的房间门被换成了朝外反锁的铁门，窗户也被加固起来，欣欣情绪反常时，王晋就将他反锁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任由欣欣砸墙摔东西。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现在多数时候，欣欣习惯于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长年晒不了太阳，欣欣的皮肤白皙透明，有时候半夜，欣欣拼命想打开房间门，打不开时，就在房间里骂人，直到天亮才睡觉。每当这时，王晋和妻子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流眼泪，他们不知道等他们老了，欣欣会怎么样，“国家会负担欣欣这样的病人吗？”他们多么希望欣欣还能像以前那样下楼，“但他伤了人怎么办？”

　　自从退休，王晋非常关注精神病人伤人的事件，每一期恶性公共事件发生后，他和妻子那几天都会失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欣欣是有所登记的，也会免费发放一些精神用药，但这些都不能真正帮助到这个有精神病人的家庭。王晋也打听过类似于他这样的家庭，有些家庭的情况比他的家庭更严重，现在，他和妻子也只能以此来安慰自己，“这个家也许还没那么糟糕。”

　　一根铁链隔绝了整个世界 但“不上锁怎么办”

　　西安北郊福安花园小区，一根铁链将36岁的方林(化名)栓了四年，在这之前，方林所在的社区服务中心医务人员曾做通家长的工作为其开锁，但不超过两天时间，方林再次被上锁。

　　“不上锁怎么办？”方林42岁的姐姐一讲到弟弟便泪流满面，自从弟弟的精神病情恶化，作为姐姐的方冉(化名)就再也没有安过心，父母岁数已大，根本无法照顾不仅有暴力倾向且总是乱跑的弟弟，一根铁链不仅拴住了弟弟，也隔绝了这个家与外界的联系。

　　方林不说话时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会抄起东西伤人。自从弟弟被拴起来后，方冉就再也没有让孩子和爱人来过父母家。这哪里还像个家，方林住的房间里基本是漆黑的，为了保证方林的安全，能够照明的东西一律被卸下。

　　早在三年前，这个家就没什么家具了。不是没有，原先有的全部都被方林摔坏，客厅里，除了床和简易的小板凳，没有一件电子产品。方林的父亲身体不好，有点老年痴呆症，方林的母亲无法同时照顾两个生病的人，为了方林不自伤和伤害他人，他只能被锁起来。方冉一个星期回家两趟，每次回家，她都要买够两三天的食物，父亲已经基本不下楼，母亲下楼的次数也很少，他们不怎么用电话，方冉回家的次数就得多一些。

　　为了弟弟，方冉已经放弃了在单位多次升迁的机会。她知道，一旦她全心扑在工作上，就无法照顾父母和弟弟。弟弟五年前曾离家出走，后来警察在市区一个地下通道发现了昏睡两天的弟弟。弟弟被带回家时，对父母拳打脚踢，有几周时间，方冉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实在不行就住进精神病医院去。”但她知道，这有可能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决定。最终是母亲不同意送儿子进医院，即使是被儿子曾经打过，母亲依旧爱儿子，她不能想象，住进精神病医院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她知道，即使是把儿子拴起来，他还能和亲人说话，哪怕是叫喊，但住进医院，“谁陪他说一句话呢。”

　　七成精神病人家庭认为被人知道很羞耻

　　但方冉知道，也许总有一天，她还是要送弟弟去医院，未来的生活有预料但却让人不敢想。她的丈夫已经对她有意见了，她和婆婆的关系也为此闹得很不愉快，但她有什么办法呢，如果弟弟有康复的希望，她一定会不遗余力地去做，但目前，这个希望还太小。作为女儿，她已经为这个家做得太多，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很累，总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长期以来，精神病人的极端暴力行为为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一再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即使是国家精神卫生法颁布之后，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更好的解决。国家在治愈精神病患者公益项目上的投入远远不能满足于精神病人的实际需要，这使得精神病人的伤人事件并没有从根源上得到有力的改善。

　　早些年，记者曾做过调查，发现有接近7成的精神病人家庭认为，被人知道家中有精神病患者是羞耻的。观念上的尴尬，也让目前大多数精神病人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关”和“铁链拴”仍旧是目前家庭对症精神病人的主要方式，虽然这个方式并非家庭心甘情愿，但却成为众多绝望家庭唯一可以被使用的方法，这是一个家庭备受重创的生活，也是生命不得不承受的重。

　　精神病患者杀人时有发生

　　2013年7月2日，澄城县王庄镇某村发生令村民们震惊的命案。当日7时许，63岁的张老汉和老伴还在熟睡，却被患有精神病的儿子张某杀害。

　　当时，张某手拿棍棒，疯狂地抡向双亲，胸前的包中还插着一把菜刀。村民闻讯赶来，却不敢上前，后来报警。县公安局刑侦大队20余名民警增援，并将张某制伏。张某父母被送医院不治身亡。

　　近日，华商报记者在陕西各地调查发现，重症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时有发生，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儿子清晨杀害熟睡父母

　　5月11日，提起老两口被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杀害的事情，当地一位50多岁的村民唏嘘不已。他女儿和张某都是1988年出生的，还是同班同学。张某初中学习不错，高中考入县城一所中学。因家庭困难，张父给的生活费很少，张某偷拿了同学的钱物，遭同学暴打，从此精神失常。

　　另一位村民说，张某常光着身子，在村里乱跑，对村民常有攻击行为，让人很担忧，但酿出这么大的祸，谁也没想到。

　　案发后，警方以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后对张某进行司法鉴定，确定案发时，张某处于发病状态，无刑事责任能力。渭南市中院作出判决，对张某实施强制治疗。随后，张某被转入澄城县东大街精神病医院，起初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支付医药费，每月2000元。

　　澄城县东大街精神病医院院长李小平说，张某属于重度精神分裂症，经一年多治疗，有显著好转。但仅仅几个月，医药费便中断了。目前张某每月医药费约3000多元，护理费约2000多元，伙食费600元左右，其他生活费每年约1000元。张某参加新农合，医药费报销标准为80%，其他三项费用不在报销范围内，现拖欠各项费用约4万余元。

　　丈夫被妻子用擀面杖打死

　　2005年，陈丽与高飞在绥德县义合镇结婚，育有一子一女。2013年，因为长子小杰(化名)读书问题，两人将家搬至榆林市榆阳区东沙一民房内。

　　2013年12月27日凌晨，妻子陈丽起床小解后准备回床上睡觉，看到自家屋里放置的擀面杖，转头看着床上熟睡的丈夫，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打人的冲动。于是，鬼使神差地拿起擀面杖在熟睡的丈夫高飞鼻子处击打了一下。高飞的鼻子顿时鲜血直流，随后，陈丽还用水帮丈夫止血。

　　然而，当高飞止血后蹲在地上时，陈丽又拿起擀面杖对其面部及脑部进行多次殴打，最终，没有反应过来的高飞被妻子打倒在地。

　　天亮后，若无其事的陈丽便将儿子送到亲戚家，一个人在街道上闲逛。当日19时左右，高飞的妹妹带着小杰回家，打开门后发现哥哥已经死亡，随即报警。

　　2013年12月28日18时21分，陈丽在哥哥劝导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2014年6月16日，经司法鉴定机关鉴定，陈丽患有脑质性精神障碍，当日实施杀人行为时，因妄想和认识功能损害等精神病性症状影响下，丧失了对杀害丈夫一事的实质性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应为无责任能力。

　　由于陈丽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让家人将其带回绥德老家休养。近日，华商报记者辗转联系到其家人。家人称，陈丽正在休养，其他的不方便透露。

　　男子突然发病砍伤父母和弟媳

　　提起今年3月3日发生在自家的一起悲剧，42岁的王彦军忍不住悲伤起来。这一天，王彦军的四哥突然发疯似地提刀向父母和王彦军的爱人砍去……

　　王彦军是铜川市耀州区庙湾镇三政村人，5月11日，他告诉华商报记者，3月3日当天，他正在吃饭，突然听到隔壁父母房间有吵闹声，“我赶紧撂下碗朝出跑，只见我四哥一手拿菜刀，一手拿砍柴刀朝我父亲挥舞。”王彦军说，父亲的头部、手部鲜血流个不停，他赶紧跑过去护住父亲，“结果四哥又跑过去追砍我母亲和媳妇。”王彦军一看控制不住局面，就赶紧报警，派出所民警赶到后，才将其四哥控制。

　　王彦军说，去年初他四哥突然发病，动不动就殴打家人。家人无奈将其送往精神病院，医生检查为精神分裂，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事发后不久，王彦军的四哥就被送到了铜川矿务局精神病院，至今还在那里接受治疗。

　　记者采访这天，王彦军的父亲王有生和母亲姚玉芳刚出院回家不久。提起四儿子，77岁的王有生无奈地摇摇头说：“自己娃把咱砍了，咱能怪谁？”他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73岁的姚玉芳由于头部被砍柴刀削去一块。虽已康复，但却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次事情对我们家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到现在已经花了12万多元了。”王彦军说，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王彦军说，他家有六亩地，以前他外出打工还能挣点钱，现在要照顾父母和妻子，他哪里也去不成。

　　政府财政出钱、公安牵头 永寿252名患者纳入统一管理

　　"儿子好了 我的精神枷锁也解除了"

　　5月17日下午，位于礼泉县城东的陕西省咸阳市精神病专科医院内，院子里很少能看见人，一片安静，但这座医院里却有200多名精神疾病患者。

　　据了解，政府财政出钱、公安牵头统一管控治疗，永寿县从2014年起实施精神智障患者救治管控帮扶方案，对全县252名精神智障患者摸排建档，94名重症患者统一送院治疗，77人康复出院。实施至今，永寿县没有发生一起精神病患者打人伤人事件。

　　而该县由政府送治的精神病患者，都在这里接受治疗。

　　"武疯子"持刀殴打母亲砍伤民警

　　永寿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军告诉华商报记者，去年3月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河南信阳、湖南怀化等地的一系列精神障碍患者行凶案件，要求各地公安部门加强救治管理措施，"而就在县局落实公安部具体要求时，4月28日，永寿县常宁镇房家村就发生了一起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当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房某病情发作后，在家殴打其年迈的母亲，房某母亲逃到邻居家后，房某又手持菜刀追至邻居家，用菜刀拍打其母并持刀自残。"

　　李军称，当时县局接到报警后，立即安排民警赶到现场处理，但由于当事人房某精神有问题，民警劝说了四五个小时仍不放下菜刀，最后只好用钢叉将房某卡住，将其控制在墙角试图将菜刀夺下，但房某又一刀将钢叉砍断。危急情况下，四五名民警冲上前去，抓手抓脚将其控制住，其间，三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

　　与其事后买单，不如事前预防

　　当时出警的永寿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教导员王运生称，房某伤人事发后，县局摸排走访统计，全县当时共有智障、精神病人252人，其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94人，近年来共发生暴力肇事肇祸19起。

　　他们进一步了解发现，这些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因长期治疗，经济相对拮据，而经济困难加上患者无钱治疗，病情愈发严重，形成了恶性循环。在此情况下，县局牵头起草了一份关于对精神智障患者救治管控帮扶的方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落实。

　　"以前针对精神病患者的救助管理，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综治办等部门都有责任，但‘虽然大家一起管，实际上大家都不管’，而一旦发生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件，后果往往要由政府来买单。与其事后买单，不如事前做好预防管控工作。"李军称，2014年4月，由县公安局牵头，向县财政申请了57万元的专项经费，用于对全县重症精神病患者送院治疗。

　　具体办法是，首先由县公安局牵头对全县所有的精神智障患者进行摸排走访，建立病情档案，并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对其行为危险性进行评估，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完成建档后，对重症患者经家属申请、村镇两级签章证明，辖区民警实地走访后，对确需住院治疗的，由辖区民警、镇政府工作人员、监护人共同送往专科医院进行治疗，治疗费用通过新农合或医保报销后，剩余费用及患者住院期间的生活、饮食费用全部由县财政专项资金拨付。而对一些中度、轻度精神病患者，由县公安局聘请精神专科医生，开展定期上门送医送药服务，随时掌控病情，一旦发现有病情加重或暴力伤人行为，立即采取措施预防管理。

　　每年都有医护人员被病人打伤

　　经过以上摸排等程序，符合条件的精神病患者便由政府送往位于礼泉县的陕西省咸阳市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昨日下午，记者在该医院看到，进入医院大门，左手边便是一座9层高的综合大楼。为方便管理，医院实行男女分病区治疗，女病区为3~4层，男病区为5~6层。

　　但即使在这里，每年都有病人打伤医护人员的事件发生，2014年，医院内发生过4起病人打伤医护人员的事件。为防止出现事故，病区很多设施都用铁链拴起来，病人活动区的电视，也用护栏围了起来。

　　今年40岁的精神科医生张娟在这里工作了十几年，据她介绍，医院的病人多来自永寿、彬县、淳化、长武、旬邑几县，为常见的精神分裂症状，也有重性精神病患者。

　　"经济精神枷锁压得我抬不起头"

　　据悉，截至目前，永寿县共送治重症精神病患者94人，77人经治疗后出院。永寿县监军镇南关村63岁的夏成祥老人的儿子，便是这一政策的受惠者之一。老人28岁的小儿子夏某，2008年在江苏昆山厂里打工时突然病发，诊断为突发性精神分裂症。"好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精神上有问题，就是一受刺激发病的时候，会乱砸东西，还会对我们老两口动手。"夏成祥说，有一次孩子在外面不知受了什么刺激，一拳将村里一个老人打倒在地。

　　老人说，去年政府出了个免费治疗政策，就把孩子送去治疗了三个月，花了2万多元，但他们一分钱没掏。经过治疗，孩子的病情得到控制，今年年初在西安北郊打工去了。

　　夏成祥说，以前儿子有病的时候，也四处看过病，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治疗一段时间就停下了，"那个时候，经济和精神两道枷锁压得我人前人后抬不起头，现在孩子经过治疗，出去打工了，不管挣多挣少至少可以养活自己，我身上的精神枷锁终于可以解除了。"

　　病难治，但更难治的是人的观念

　　这一点，张娟深有体会。干这行这么久，张娟感觉病人恢复最大的困难是社会的歧视，"精神病人治疗临床症状消失后，社会症状不一定完全恢复。病人住院期间，医院会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基本每周安排一次，但病人回归社会后，社会的不接纳，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导致病情反复的情况很多。"

　　在民间，曾有"菜花黄，痴人忙"一说，精神疾病在春季发病率较高，但更难治疗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的病人过来看病，总是躲躲闪闪，不愿说真实际病情，医生费了很大劲，才能知道病人病情。"张娟说，"改变观念，让病人理性看待病情。回归社会后，能接纳他们，才是治病的关键，也是最好的治疗办法。精神病人做事很专注，效率很高，国外曾有单位专门聘请这些人工作，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华商报记者 张林 刘军伟

　　重症精神病患者，谁来救赎？

　　"武疯子"，一个相当特殊的精神疾病群体，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明显的暴力倾向。针对武疯子肇事肇祸案件，陕西多地已探索实施将精神病患者纳入统一管理、联合监管、分级监管等模式。

　　"武疯子"行凶，症结在于监管乏力

　　遇到"武疯子"行凶，人们第一时间就是报警。但华商报采访时，有民警表示，对这类警情处理有诸多无奈。

　　"即使立案了，还是不能处理，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因为这类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即便武疯子伤了人或破坏公共财物，警方也只能是联系家人或交由民政、街办等部门处理。"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韦曲派出所副所长宋新伟说。

　　韦曲派出所民警于萌坦言，对于武疯子的监管，更多的责任在其监护人，"武疯子屡屡行凶，最大的原因是监护人缺席或者无力监管。"

　　省卫计委要求：每年至少随访4次

　　在采访中，华商报记者在韦曲派出所派出所见到了一份相关责任落实一览表，表格对辖区这类患者的病情程度都有详细记载，"除了民警定期摸排走访外，街办也会进行摸排，然后会将最新情况及时向辖区户政大队汇报登记，每个患者的管控都从街办领导、工作人员、民警、卫生人员、监护人等层层落实到个人，但即便这样，还是有隐患。"

　　据了解，西安目前已建成重性精神疾病三级防治管理网络，该网络由市、区县、社区三级组成，每个社区有1名精神卫生专干，定期随访辖区患者。另外，从2009年开始，精神卫生工作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基层医疗机构负责对辖区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进行登记管理，对在家居住的重型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治疗随访和康复指导服务。省卫计委要求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每年至少随访4次。

　　多地为精神病患者建档，分级管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省内多地已构建精神病患者管理系统。例如，延安纳入精神病患者管理系统的有5000多人。榆林纳入系统的约1.1万人。宝鸡截至今年4月，全市检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12266人。商洛市共有精神病患者1万余人，累计建档9800余人。而汉中市截至去年年底，卫生系统管理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有10869名。

　　除了建档，一些地方还探索出了分级监管的管理模式。除了西安已建成重性精神疾病三级防治管理网络，商洛市也实施了村、镇、县三级管理模式。发现有精神病疑似病例，报告给镇、县有关部门进行诊断。确诊后，送往有关专门医疗机构治疗，病情稳定后，回到村上由村医进行日常监控等。另外，商洛市还建立了重性精神病监测网络，每季度进行一次随访，每年一次体检。

　　延安立项扩建社会福利院

　　洛川男子殴打幼童事件发生后，5月9日起至19日，延安市综治办、司法局、公安局、民政局及卫生局开展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排查工作。

　　目前，延安只有一个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医疗机构，即延安市精神卫生中心，接收60至80个病人就已饱和。而社会福利院目前收容360余人，其中精神病患者170余人。据悉，延安市民政局已立项扩建延安市社会福利院，目前还在选址当中。

　　宝鸡四级监管，注重信息交换

　　5月11日，华商报记者从宝鸡市公安局了解到，为了及时有效处置救助精神障碍患者肇事事件，宝鸡各县区公安分局成立了应急处置小组，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2015年以来，共妥善处置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案(事)件22起22人，救助4人，送医20人。

　　另外，在卫生部门牵头组织下，宝鸡市公安局坚持精神障碍患者信息交换工作：2015年以来，宝鸡市公安局与市卫生局交换了两次重性精神病人信息，收到危险性评估等级3级以上患者信息13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报告数据87条，向宝鸡市卫生局提供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信息22条。

　　同时，要求建立家庭、社区(村组)、乡镇、派出所齐抓共管机制，与其监护人或近亲属签订责任担保书，对没有监护人的，督促其所在单位、社区、村居委会履行监管职责，形成派出所民警、驻片政府干部、社区(村级)工作人员或单位负责人、家庭监护人共同管控。

　　强制医疗，执行存在障碍

　　记者采访中，有人认为，对于有肇事肇祸危害的精神病患者，就应该强制医疗。事实上，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不得不说的是，这种"家庭为主、政府为辅"的管理模式虽然合乎传统伦理，但却极难实施，障碍在于许多家庭没有更多财力负担对精神病人的长期医疗，或是没有能力来监护精神病人。另外，"在必要的时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往往导致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精神病人处于"自由状态"，家庭没能力管，政府又不管。

　　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产生的医疗费用应由谁承担？

　　去年6月6日，时年28岁的汉中市汉台区老君镇男子李某，用锄头当场打死邻居老汉张某。李某被汉中市公安局汉台分局民警控制，经鉴定其患有精神分裂症。去年8月10日，汉台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此故意杀人强制医疗案件。这是汉台区首例强制医疗案件。

　　5月11日，华商报记者从汉台区法院获悉，对李某做出强制医疗的决定并非终身，如果李某病情好转，家人可以用医院出具的证明向法院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

　　华商报记者 李琳 肖琳 白鹏飞 杨虎元 王佳 陈雪 贺秋平 董瀚文 马爱萍 张志花 曾春

　　观点

　　让精神病人回家

　　马想斌 (微博)

　　游荡在洛川大街上的精神病人，将自我无可控制的暴力，诉诸在了一个2岁8个月的幼童那稚嫩的身体之上。

　　这一惨剧，警醒着急速且忙碌的社会，未能聚焦关注的尘世角落，依然有一个庞大的精神病人群，他们需要回家，需要回到社会的管理体制之内。

　　只是，精神病人回家的道路走得太过漫长，太过艰辛。时至今日，绝大多数重性精神病人散居在家庭和社会中，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因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无力监管，处于疏于管理的发病状态。

　　曾经耗时27年，于2013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精神卫生法》，作为一部防止"被精神病"的权利法案，未能解决精神病患者社会管理的难题，依旧将精神病人的监管责任归属于家庭。

　　而绝大多数精神病患者伤人的惨烈都显示着，长期的监护已经让这些家庭被"绑架"。一方面，经济重负一般家庭很难承担得起；另一方面，精神上受到的煎熬和折磨，更令监护人难以忍受。

　　于是，一起精神病患者伤人的惨剧背后，基本的逻辑是囿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使得一些家属不愿意承担精神病人的监护职责，放任不管。同时，国家财政缺少专项的资金，承担对精神病患者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的收容照顾，让原本为了公共安全和精神病患者有效救治的政府排查，如同虚设——只掌握了精神病患者信息，却无法有效监管和救治。

　　更为糟糕的是，因为对精神病患者的监管，没有更详细的执行细则，当前以家庭系统为主要监管的责任划分，让一些政府部门游离于法律与政策所赋予的公共职责之外。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管控，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管理难题。

　　有人制造了惨烈，便有人会想尽办法去遏制。在个体的救赎之外，如永寿县财政拨付57万作为救助重症精神病患者的专项经费、商洛每年为精神病患者进行体检等。但要看到，地方的"小打小闹"能否维持长久，仍不能轻易下结论。

　　不过，从他们的探索之中，社会可以找到精神病人救治监管的方向。除了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外，政府应该保证公共财政投入：一是，应当有专项资金来支付精神病人的救治费用；二是，对于那些主要负担监管精神病患者的家庭，启动救助与帮扶机制；三是，出台鼓励性政策，引导社会资源进入该领域，扩大救治覆盖范围。

　　家庭监管与政府责任之外，便是少不了的社会关怀。社工服务、心理服务、都应当介入进来，精神病人治理将不再主要依赖家庭一元，而是在家庭、社区、社会等多重维度以及治安、司法、救助、医疗等多重领域中建构起精神病治理网络。

　　正常的刑事案件发生率远比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发生率更高。精神病人回家的道路，必定是回归到社会，让他适应社会生活，才能更为有效地减少社会危害。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该被漠视，甚至被放弃。这其中，精神病人的回家之路有多远，则整个社会的伤痛就有多深，相应的政府责任、社会责任就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