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让百姓受益，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文 / 苏娟

　　2003年春夏交替之际，SARS疫情让北京陷入恐慌。柴静的书中写道当时的长安街空无一人，原先“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

　　十年之后，从那场被称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经历了整个社会对于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方面的思考，看到了自上而下对于公共卫生理念的快速转变和重视，更可喜的是，当这种转变和重视落到实处时，就成了我们老百姓触手可及的便利和实惠。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看来，北京市朝阳区在整个公共卫生机构领域方面的工作，自SARS之后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和发展，而且这种进步与发展代表了中国近十年来公共卫生领域的一种飞跃。

　　采访对象介绍：

　　师伟：学者型官员

　　2013年3月，初春的北京依旧透着寒意，走进朝阳区卫生局局长办公室，这位60后局长笑盈盈地递上了一包一次性口罩，并自嘲着说，当天对北京来说，空气质量已经算不错的了。

　　作为当时紧急驰援北京的专家之一，现任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局长的师伟不仅见证了朝阳区公共卫生的发展，更是该辖区公共卫生管理机构框架建设的参与者和决策者。

　　2003年3月1日，北京发现第一例输入性非典型肺炎患者；3月25日朝阳区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2003年5月，北京SARS疫情形势严峻，当领命出任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时，他义无反顾。但是到了北京，眼前的情景让师伟震惊了。“人员不足，设备不足，连一些基本的防控措施都难以很好落实，更不要提预警和应急响应体系了。”拥有环境医学博士和卫生管理博士后身份的他，积累了丰富的公共卫生知识和实践经验，“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2年底刚成立，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还没有形成足够的战斗力。随着SARS疫情逐渐发展，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要建立应急小分队，并且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SARS疫情扩散异常凶猛，在上级安排和统筹下，朝阳区内12家医院被确立为非典监测网点，短短72小时内就筹建起了SARS专科医院，并先后组织了5批大型医务人员培训，使SARS定点医院实现零感染。

　　但师伟却对记者说，十年前，朝阳区卫生局内部没有留下任何与非典有关的影像资料，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他说：“现在看来，没有任何照片留存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但由此也就不难想象，当时我们的工作环境是怎样的。”

　　2003年，朝阳区在北京防治非典工作中创造了六个率先，即率先成立北京市第一支卫生防病队；率先实行地段防保人员进社区；率先将流调前移至发热门诊；率先启动流动医疗车；率先为外来务工人员离京办理体检证明；率先开通北京第一条预防“非典恐惧综合症”心理咨询热线。

　　SARS之后，朝阳区卫生局在师伟的带领下有了突飞猛进的成长，安南和其夫人以及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朝阳区视察过公共卫生方面的建设和管理情况，北京朝阳区卫生局也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公共卫生示范区。但非典十年后的今天，记者依旧能从师伟的眼中看到当时防治非典的步履艰难，而他的六项措施在之后看来的确是具有远见和抱负的。

　　正文：

　　公共卫生：十年大发展

　　说到朝阳区公共卫生的改善和发展，不可回避的是对十年前SARS的总结和反省。“当时全民的防控意识都不是很强，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内部、社会响应体系都没有预料到SARS会如此地来势汹汹。十年期间，我们最大的收获在于，全社会的公共卫生意识有了质的提高和飞跃，这让政府和普通群众都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防控。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公共卫生格局，也让百姓成为了真正的受益者。”

　　变化一：全民防控意识的增强

　　SARS期间，有位省长对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王陇德说，以前他不知道疾控中心是个什么单位，SARS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SARS之后的这十年，各地对公共卫生的投入都有几十倍，甚至成百倍的增长。

　　2004年朝阳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朝阳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政府主导、属地负责、行业司职、社会参与”作为朝阳区四位一体的公共卫生共管模式。朝阳区政府不仅在财政上对公共卫生有倾斜，朝阳区疾控中心也从2005年元月1日起实行全额拨款。2006年区政府成立“朝阳区公共卫生管理委员会”，主管区长任主任，43个街乡政府也相应成立了二级公共卫生管理委员会。

　　有了上级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朝阳区卫生系统内部也开始了改革。师伟说：“有些部门原先都是内退职工或者关系户，基本没有开展过什么工作，经过部门整编和调整，我们重新规划和设计了朝阳区的公共卫生网络。”

　　他说的朝阳区卫生系统内部调整指的是，将卫生局下属的疾控、卫监、妇幼、精神病防治、急救五个部门重新整合，随着调整的推进，朝阳区的公共卫生组织架构基本建立起来了。从原先单一的专业网络发展到五网合一，将全区划分成北片、中北片、中南片、南片四个区域进行管理，并设立了四个应急工作站。据师伟介绍，四个应急工作站建立之后，“从接报到流调人员到达现场的时间，比以前提前了20.9分钟。”

　　朝阳区面积大、人口多，为了让更多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发挥所长，在分区管理的基础上，又依托街乡划分为43个管理网格。在网格内，通过五个部门的专干等组成的联合工作团队开展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专人统筹和管理。网格内的任何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都能明确责任，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卫生防病工作的责任到人。

　　随着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增加，社区内的百姓不仅可以在家门口第一时间得到医疗方面的救助，还可以通过社区内的卫生防病管理人员，获得公共卫生方面的相关常识和讲座，懂得防控措施，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工作。

　　2009年朝阳区南湖中园小学甲流感染的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南湖中园小学出现聚集性甲型H1N1流感疫情时，在政府统筹指挥下，仅用7个小时的时间，就征用了两家如家酒店，集结了223名工作人员，转运了209位需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及陪护家长，通过教委和社区对分布在22个街乡的883位相关人员进行居家隔离观察。

　　师伟笑着说：“这在SARS之前都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SARS之后大家开始重视公共卫生，各级政府花大力气改善公共卫生环境，百姓自己也有了防护和控制传染病的意识，才使得2009朝阳区甲型H1N1流感报告发病率远低于全市其他面积和人口相似区县。”

　　试想一下，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的防控意识缺失，甲流就将从南湖中园小学扩散出去，引发更多的感染。正是因为SARS之后全民防控意识的不断增强，才能在短短7个小时之内，将各种力量和资源调度起来，有效控制了该起甲型H1N1流感疫情。这也是北京朝阳区公共卫生，继2003年SARS之后的一次实战演练和挑战，所幸的是他们经受住了考验。

　　变化二：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建立和应用

　　从全民防控意识的增强这个方面看来，或许SARS是一个契机。SARS以前，人们对传染病的防控没有现在这么强的意识和措施，因此三级监测网络的建设也不够扎实，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也相对不够健全。当时为了摸清北京SARS数据，时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的高强不得不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一家一家地进行核对，花费一周的时间，才查清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

　　师伟介绍，SARS之后的几年，全国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开始逐渐建立起来，形成了一套严谨的信息报告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仅各类传染病相关监测哨点大约有300多个，且覆盖到了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人因为出现腹泻、呕吐等食物中毒相关症状去医院就诊，并且相同的时间内有多个相关联的类似病例，接诊医院就会根据流程上报，区卫生局的公共卫生应急团队就会快速出动，前去医院和就餐单位进行调查处理。”朝阳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书明介绍。

　　一段时间的监测数据会形成数据分析报告，对未来或许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产生预警作用。朝阳区卫生局每周都会开展公共卫生相关监测信息预警预测，每周对全区相关委办局进行信息通报。“这样做能够及时发现、控制和消除隐患，也避免引起公众恐慌。我们对监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开展风险评估，并及时做出预警和为防控策略提供参考。”作为北京市人口第一大区，2009年朝阳区甲型H1N1流感报告发病率48.5/10万，位居全市第十四位，远低于全市其他面积和人口相似区县；在全市2009年9月1日至年底统计的104起甲型H1N1流感聚集性疫情中，朝阳区发生数只有1起。

　　这样一套完整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对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书明说：“第一，可以最快找到病源，防止交叉感染；第二，可以有效控制更多潜在危险，也不让传染病继续传播给更多市民。”

　　变化三：基层社区公共卫生的建设

　　据师伟介绍，在朝阳区43个街乡的公共卫生管理委员会，其下设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四个负责人中，必须有一人是具有公共卫生学历或工作背景的。“一方面是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便于公共卫生工作在社区层面的被理解和深入落实。”

　　作为基层公共卫生的载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承担了基本医疗的服务，更多的方面是强调慢病的防控以及对社区居民健康生活的管理。成立于2007年的朝阳区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该中心主任程淑艳介绍，目前社区居民已经形成了“小病在社区、大病去三级医院”的就诊模式。“小病可以在社区得到治疗，危重病人可以转诊到朝阳医院(三甲综合医院)。一些慢病和康复期患者，可以转诊到二级医院，或者也可以转诊到我们中心延续治疗和康复。”这样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的建立，是得益于2012年11月成立的医疗联盟。

　　去年11月，朝阳医院及辖区1家三级医院、1家二级医院以及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10家医疗机构，建立了中部医疗联盟。联盟内的医疗机构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医学影像信息系统平台，社区医院如果有影像片无法进行准确诊断，则可以将数据传输到三级医院，让那里的医生帮助会诊。患者在家附近的基层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可以得到来自三甲医院医生的会诊意见。

　　家住团结公寓的王大妈就是医疗联盟的受益者之一。“我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以前去大医院挂号要排队，看病要排队，做个检查也要排队。我都70多了，每次去医院我都得来回折腾，太费劲了。后来去社区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说社区医院就可以预约朝阳医院的号，也可以在社区做检查。如果我对社区医院不放心，他们会和大医院的医生一起会诊。我觉得这个措施太好了，尤其是对我们上了岁数的老年人来说，简直就是救了命了。”

　　为了方便辖区居民就医，朝阳区在2013年还计划建立2-3个医疗联盟。“‘十二五’期间，还将在望京、常营、岱头等地区引进国家和市级优质医疗资源，让区域内的医疗资源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师伟说。

　　在社区居民健康管理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除了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在工作实践中探索健康管理在社区慢病防治中的应用。“通过成人健康管理和儿童健康管理的分区管理，为辖区居民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

　　程淑艳主任介绍：“八里庄社区内已经有4万多人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根据患病、高危、健康人群的划分，分别进行干预。”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功能区内，居民可以自助检查血压血糖、身高体重、心电图、体脂、骨密度等，只需要在查询机上刷一下医保卡就可以免费检测。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份健康评估指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会根据评估结果，进行健康干预和健康随访。中心内设的互动交流区和体验干预区，能够让社区居民在医生指导下开展一些交流和互动活动。

　　经过不断尝试和发展，八里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居民的慢病及危险因素管理效果评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我们健康管理的终极目标就是让百姓能够自己管理好身体，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提高生活质量，逐渐远离疾病和危险因素。”程淑艳说道。

　　“十一五”末，朝阳区人均期望寿命80.02岁、孕产妇死亡率9.34/10万、婴儿死亡率4.06/千，上述三项指标是世界卫生组织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卫生综合效果和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朝阳区这三个指标均优于全市平均水平，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288/10万)也低于全市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