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

　　一次非典，来去匆匆， 一场灾难，历经生死。本来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却走到哪里都是消毒水的味道。直到今天，经历过非典的人可能还会觉得不可思议，非典为什么来的如此措不及防，去的时候又没有影踪？值非典十年之际，我们邀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担当指导，带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去回顾非典和非典中与曾教授并肩战斗的人。

　　科学防治并非易事

　　2003年的春天，SARS在北京爆发。

　　回想起非典防治，最难的来自观念的变化，我们经历了三个阶段才最终找对应对的方法。

　　最开始的阶段，人们都关心治病救命，临床治疗被认为是防治的关键，临床发生的故事成为每天社会关注的重点。可是SARS给医院出了难题，虽然我国不缺少医术精良的呼吸科和传染科大夫，他们确实也奇迹般地挽救了频死的生命。但事态的发展证明单凭他们的努力不能够阻挡SARS的传播。由于缺乏联防联控机制，以及受传统“疫情内外有别”、“怕公众知情而影响社会安定”的思想束缚，政府对疫情不够公开化，谣言满天飞。当病人越聚越多的时候，医院反倒成了最严重的传染来源，医护人员也自身难保。政府意识到只强调治疗还远远不够，需要继续探索科学的防治方法。

　　很快探索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依靠高科技防治”的声音最大。有人呼吁紧急研制SARS疫苗、新型抗病毒药，并立刻得到了响应。一时间，科学家和实验室成为被视察的重点，大量科研资金紧急到位。有些人的心情如此迫切，希望通过“大跃进的速度”来解决科学问题。研究课题被紧急立项，甚至几千万的经费半天就要分完，根本没时间讨论科学性与安全性的问题。结果欲速而不达，主要研究没有成功，实验室安全却暴漏了问题。内行人明白，研制SARS疫苗的难度非常大，即使任务落到全球条件最好的实验室，没有10年的努力也拿不下来。SARS疫苗的研制后来根本没有进行下去，企业拿了国家的钱，花完了就再也不去研究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浪费？首先是企业知难而退，它知道很多东西都还没有研究清楚，再搞下去就要花自己的钱。其次是没有市场，将来研制出来的疫苗给谁用？无利可图，自然就不会再去研制。这也符合市场规律。国家大量投资在SARS科研方面的费用实际没有收到什么效果。“高科技防治”对控制SARS也无能为力。

　　在前两波的失利之后，北京市作为首都，率先建立了属地化管理的联防联控机制，扫除了之前信息不通畅、指挥不利的弊端。我们公共卫生专家的意见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身临其境做疫情调查

　　我当时是首都非典指挥部顾问，我带着我的学员到现场做调查，北京市政府还派人跟着我们现场办公。我们进门诊、进病房考察时，大家都是谈SARS色变，我带的人有的都吓得不敢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进去以后，你才知道疫情严重到什么程度。

　　北京人民医院是重灾区，医院和卫生部仅一路之隔。当时非典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卫生部也无能为力，卫生部索性关闭大门，所有工作人员改走后门。

　　我和我的助手雷杰，在人民医院副院长引领下，人深入医院病房、门诊现场考察了半天，看到病人在如此恶劣治疗条件下呻吟，场面惊心动魄。半天时间考察后大家都有一个感觉：正如“大厦将倾”，谁说顶住、坚持住，谁就是在做错误决策；谁把大家救出去、脱离绝境，这才是对的。也就是说，这医院必须关，病人必须转移。转移出去才有生机和希望。我去医院做调查，都没敢跟家里人讲。谁敢把这么危险的事告诉家人。没办法，这是我们的工作，是职业使然。

　　当天中午调研结束，我们就现场给首都非典指挥部打电话报告情况，立即得到肯定的答复：按我们的建议办。人民医院的领导都是卫生界的同行，我当着他们的面向指挥部汇报情况，没必要避讳。

　　最大受益是公共卫生

　　SARS之前，中国没有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定和分级标准，也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指挥系统，更没有对此的分级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此外，政府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发布、新闻传播、多部门协调、社会动员、重大控制措施实施都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政府在应对SARS上，初期一片混乱。直到2003年4月21日，卫生部才建立每日疫情发布制度。两天后，4月23日，国务院才成立防治SARS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SARS的防治工作。我作为公共卫生专家从那时候开始介入高层的决策。我先后被聘为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频繁出席各种会议和讲座，为抗击SARS出谋划策。作为公共卫生专家，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几乎每项决策，领导都会征求我们的意见。2003年4月28日，我受卫生部委托，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代表为中央政治局领导做了非典防治的讲座。那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是早就安排好的，内容是科学发展史，有两位专家主讲。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临时加了个题目——传染性非典型型肺炎的科学防治。我的讲课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但我能明显地感到，领导们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发言。讲完后，大家提的十几个问题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关于SARS的。我当时介绍的办法是，做到疫情公开化，让民众充分了解疫情动态，配合政府采取“隔离传染源、保护易感人群、切断传播途径”的公共卫生措施。而且告诉国家领导人，这是国内外传统的传染病防治方法，但百试百灵，经久不衰。在回去的路上，高强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讲课开始前，总书记和专家握手时，跟你握手的时间最长，首长最关心的就是你讲的内容。” 在讲课过程中，当领导们被告知只要严格隔离就能控制疫情时，都很兴奋。所以后来组织各地群防群控，一出手就非常坚决。

　　非典之前，大家对公共卫生、公共卫生防治对策认识不清。公共卫生专家缺乏知名度，声音小到社会听不到，我们一开始也在喊，但没人听，更没有机会当面向党和国家领导人献计献策。SARS以后，公众知道公共卫生专家了，公共卫生的地位提高了。可以说SARS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上至政府下到百姓都上了一堂公共卫生课。

　　防治传染病没有国界

　　从SARS防治的成功经验让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传染病的科学防治，需要高超的临床救治和高科技手段，但更需要建立科学的防治观，做到有备无患。特别要有传染病应对的预案，包括适时启动联防联控机制、及时通报疫情、开展群防群治等。

　　现在中国公共卫生的信息报告系统覆盖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行政机构的信息系统，可以将全国31个省份包括传染病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网络直接报告给中央政府。即使是一个乡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疾病，中央也可在第一时间获悉。想要隐瞒疫情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时和世界卫生组织接触的时候，我们的观念还没有转变，是一种举国上下的封闭观念，很难一下子敞开。最开始出现过衣原体学说的错误，如果单纯由于科学探索，缺乏经验是可以原谅的。事实上也包括了急功近利、不注重多学科协作的狭隘思想，与国际、国内的自我学术封闭研究，必然犯错大误。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科学研究花费了多少国家经费？老百姓能享受到什么？一些所谓的科研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拿不出成果算什么？

　　SARS还促进了政府心态的开放。比如2009年控制甲流就是通过执行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各国开展了紧急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合作。比如墨西哥对首先发生的疫情及时公开，美国非常迅速分离出甲流病毒，并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立即把病毒资源分享给全球，用以制定疫苗和诊断试剂，这些都值得肯定。

　　疾病没有国界，自然需要国际合作。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如果研究者只考虑自己的知识产权，而至全国、全世界人民健康不顾，那将成为全人类的罪人。中国应该在公共卫生开放方面做得更好。人类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是一处净土，它不像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在公共卫生领域，人类的目标趋于一致，可以达成最真诚的合作。而且，中国应该珍惜在这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对各国都会带来好处。

　　中国政府很强大，但在抗击非典上，虽然初期走了弯路，但很快矫正了方向，取得了胜利。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曾经的教训，也应该庆幸非典对整个中国社会至上而下的意识所起的作用。

　　编辑：宋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