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试药者的心声: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像小白鼠

2013年08月21日09:57  中国青年报  

  站在北大百年讲堂的演讲台上,穿着浅绿色长袖T恤的肖周(化名)看起来有些紧张。相比罗瑞卿之女罗点点、肿瘤学家乔友林、“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等其他嘉宾一串长长的头衔,肖周的简介只有光秃秃的5个字:职业试药者。

  在这场由一家网站举办的活动中,肖周被选作“中国医疗健康领域最具典型意义的传播者”之一,讲述一个试药人的困惑。

  据报道,我国平均每天有370种新药问世,每一种新药在投放市场前,必须经过临床试验。在2012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就提交提案称,我国目前参与试药的人群总数约有50万。

  26岁的肖周只是其中之一。他使用过多个化名,从没告诉过家人试药的经历。和大多数试药人一样,他觉得做药物试验“不光彩”。从2011年至今,他参加了近20次药物试验,拿到的报酬有三四万元。

  如今,这个年轻人从幕后走向台前,向公众吐露一个试药者的心声。“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社会价值,这是在为社会,大了说也在为人类做贡献。”肖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虽然不是医生也不是慈善家,但试药者为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就在几天前,肖周收到了中介发来的短信,要他继续一项去年参与的关于狂犬疫苗的药物临床试验,报酬为500元。

  每一次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都可以获得一笔补偿费用。据一家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CRO)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笔费用包括误工费、采血费等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

  这位工作人员特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这是一笔补偿金,并不是工资。但是仍有不少人将试药作为职业,甚至以此为生。

  肖周说,这是一门来钱快的生意,不需要什么技能和学历,只要有一副合格的身体,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参与。

  早在上大学期间,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小伙子就偷偷地报名参加过临床试验。但是因为自己吸烟,没能通过试药的体检要求,也就作罢了。

  “那时候是出于好奇,”肖周回忆道,“真正让我认识试药的,还是看过的一档探索发现的电视节目。”

  通过这档节目,肖周了解到药品人体试验,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群,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包括肖周在内的大多所谓“职业试药人”,主要参加的是一期药物试验。肖周称,在国内进行药物试验的大多都是仿制药,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在第一次参加药物临床试验之前,肖周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了3年销售工作,月薪不足2000元。生活的拮据,让他又想起药物临床试验。他从论坛、贴吧里寻找试药相关的信息。不像大学时候的遭遇,这一次他通过了体检。

  他在封闭的试验房里度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大夫给受试者们扎静脉留置针。过一会儿吃药,“吃完之后大夫还让张开嘴、掀起舌头看看——是不是真地吃下去了”。紧接着吃完药的5分钟、10分钟、15分钟、30分钟……就开始频繁地抽血。 如此在医院度过了4天时间,换来的是一笔4000多元的报酬。

  “除了拿到不少的报酬,还像刚刚献完血,有种很崇高、很自豪的感觉,”肖周的自豪感溢于言表,“虽然自己没有趴在研究室挑灯夜战,也没有为医疗行业捐出一分钱,但是通过我和其他试药者的付出,为正在饱受疾病痛苦的人们做出了一些贡献。”

  但试药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有时就像不带引号的小白鼠

  第一次结束之后,肖周觉得“并不过瘾”。这个自称从小就百毒不侵的人又参加了几次试验,包括胰岛素、狂犬疫苗等药物。然而,随着参加试验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初的那种轻松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痛苦。

  让他产生动摇的是2011年做的一次胰岛素的试验。一开始对方通知他没有通过体检,但过了一个礼拜后又说,“不合格就凑合来吧”。

  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弄虚作假,特别是体检时蒙混过关,在试药者这个群体中,已是见怪不怪了。一位试药者就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吹嘘,吸烟的人想通过尿检,可以在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用10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再比如,在胳膊的针眼上涂些粉底液,就可以在另外一家医院蒙混过去。也有的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

  各种试药经历,听起来更是可怕。第二天早上7点,肖周来到医院,护士给扎了两根静脉留置针。8点,护士又在肖周肚皮上打了一针胰岛素,接下来就是5分钟一次的抽血,持续了24个小时。

  24个小时里面,肖周一次也没下床。“医生不让吃饭,一直在输生理盐水,”肖周说,“如果渴了护士就会把盐水开大一点,饿了就忍着,连上厕所都在床上,大夫给弄个尿壶。”

  “我们就是小白鼠,甚至都不是带引号的小白鼠。”肖周回忆说,“那感觉就像囚徒一样”。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规范。按照规定,受试者在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应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试验项目的内容、约定的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以及药物试验的风险。

  但在现实中,这种违规操作并不少见。“作为受试者,你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能被忽略,你只能按照负责临床试验医生的话去照做。”他告诉记者,“医生们和中介们喜欢不说话的试药人。”

  另一方面,不少受试者对《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并不在乎,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多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只是走个程序。

  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的试药者群体来讲,很多人可能也看不懂《知情同意书》。“圈内流行一个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很多人就按这个来计算要不要来参加试验,”肖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给钱多的,反而不敢来。”

  据肖周介绍,一些中介抓住了受试者这种心理。本来风险性高的药物试验,补偿金本应会高不少,但是担心受试者不敢报名,就悄悄把试验报酬压低。

  在哈佛大学博士后、无锡和邦生物医药公司董事长杨建良看来,国内药物临床试验不够开放、透明,很多是有违医学伦理的。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试药流程中的违规操作,可能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对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乃至可能上市销售的药品带来安全隐患。

  如果我能多试一些药,妈妈说不定就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了

  “我们试药者获得的金钱和我们的付出真的匹配吗?”这是让肖周一直困惑的问题。

  一次试验中,在医生电脑上无意看到一份文件,肖周发现药厂准备给试药者的钱是3万元一个人,但是那次试验他只拿到了2500块钱。

  据杨建良透露,他们研发的新药在国外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给受试者支付的费用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万美元。

  但在中国,从药企到CRO,再到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这存在着一个利益分配链层层盘剥,受试者拿到的往往是小头。

  在国家食药总局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明确规定了受试者的权益保障。该规范还指出,应遵循《世界医学大会赫尔辛基宣言》,即公正、尊重人格、力求使受试者最大程度受益和尽可能避免伤害。

  但是受试者在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遭受伤害的例子也并不鲜见。一名先天性血友病患者,在参与一家医院的新药试验后身体产生抗体,只能使用价格更昂贵的药来治病。

  “受试者进行权益维护的最大难点,在于一个人与药企或医院的对抗,”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他们明显属于弱势群体。”

  当“为了金钱,出卖身体”、“拿健康换明天”等字眼出现在报道药物试验者这一群体的新闻报道中,肖周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

  “大家都有这个观念,没有尊严,和那些卖血的似的,在出卖自己。”肖周自己也很矛盾,他认为参加药物试验跟献血相似,都是在做贡献,一方面又觉得试药者出卖自己;他一方面对媒体指出药物试验者为了钱出卖身体,表示不满,一方面又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

  他也会像有的受试者一样,在体检中作弊,蒙混过关,并且不介意和别人侃侃而谈作弊的“招数”。

  偶尔,他会觉得自豪。特别是2012年夏天,一次陪朋友去药店买药,药师拿出一盒药,就是肖周第一次试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你们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有种不能被表达的激动,还有些略带冷漠的伟大。”

  如今,他从一个默默无闻者,走到聚光灯下,“就是要推动社会对这一群体的了解,更希望医生首先避免对受试者的歧视”。

  就在今年4月份,肖周的母亲不幸去世,因为“她的病已经没有药能治了”。站在母亲的病床前,肖周想:“如果那时候自己多试一些药,没有拒绝那些感觉有些别扭的药,说不定妈妈就能用上儿子验证过的安全有效的药物。那么她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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