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北大百年讲堂的演讲台上，穿着浅绿色长袖T恤的肖周(化名)看起来有些紧张。相比罗瑞卿之女罗点点、肿瘤学家乔友林、“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等其他嘉宾一串长长的头衔，肖周的简介只有光秃秃的5个字：职业试药者。

　　在这场由一家网站举办的活动中，肖周被选作“中国医疗健康领域最具典型意义的传播者”之一，讲述一个试药人的困惑。

　　据报道，我国平均每天有370种新药问世，每一种新药在投放市场前，必须经过临床试验。在2012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农工党中央就提交提案称，我国目前参与试药的人群总数约有50万。

　　26岁的肖周只是其中之一。他使用过多个化名，从没告诉过家人试药的经历。和大多数试药人一样，他觉得做药物试验“不光彩”。从2011年至今，他参加了近20次药物试验，拿到的报酬有三四万元。

　　如今，这个年轻人从幕后走向台前，向公众吐露一个试药者的心声。“很多人都没有看到其中的社会价值，这是在为社会，大了说也在为人类做贡献。”肖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虽然不是医生也不是慈善家，但试药者为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就在几天前，肖周收到了中介发来的短信，要他继续一项去年参与的关于狂犬疫苗的药物临床试验，报酬为500元。

　　每一次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都可以获得一笔补偿费用。据一家新药研发合同外包服务机构公司(CRO)的工作人员介绍，这笔费用包括误工费、采血费等费用，少则几千元，多则数万元。

　　这位工作人员特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这是一笔补偿金，并不是工资。但是仍有不少人将试药作为职业，甚至以此为生。

　　肖周说，这是一门来钱快的生意，不需要什么技能和学历，只要有一副合格的身体，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参与。

　　早在上大学期间，这个看起来瘦弱的小伙子就偷偷地报名参加过临床试验。但是因为自己吸烟，没能通过试药的体检要求，也就作罢了。

　　“那时候是出于好奇，”肖周回忆道，“真正让我认识试药的，还是看过的一档探索发现的电视节目。”

　　通过这档节目，肖周了解到药品人体试验，通常分为四期：一期试验的目标人群是健康人群，二期、三期为适应症患者，第四期是药物批准上市之后更大面积的临床观察。

　　包括肖周在内的大多所谓“职业试药人”，主要参加的是一期药物试验。肖周称，在国内进行药物试验的大多都是仿制药，很多药物都在其他国家进行过人体试验，所以他比较放心。

　　在第一次参加药物临床试验之前，肖周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了3年销售工作，月薪不足2000元。生活的拮据，让他又想起药物临床试验。他从论坛、贴吧里寻找试药相关的信息。不像大学时候的遭遇，这一次他通过了体检。

　　他在封闭的试验房里度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大夫给受试者们扎静脉留置针。过一会儿吃药，“吃完之后大夫还让张开嘴、掀起舌头看看——是不是真地吃下去了”。紧接着吃完药的5分钟、10分钟、15分钟、30分钟……就开始频繁地抽血。 如此在医院度过了4天时间，换来的是一笔4000多元的报酬。

　　“除了拿到不少的报酬，还像刚刚献完血，有种很崇高、很自豪的感觉，”肖周的自豪感溢于言表，“虽然自己没有趴在研究室挑灯夜战，也没有为医疗行业捐出一分钱，但是通过我和其他试药者的付出，为正在饱受疾病痛苦的人们做出了一些贡献。”

　　但试药者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有时就像不带引号的小白鼠

　　第一次结束之后，肖周觉得“并不过瘾”。这个自称从小就百毒不侵的人又参加了几次试验，包括胰岛素、狂犬疫苗等药物。然而，随着参加试验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初的那种轻松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痛苦。

　　让他产生动摇的是2011年做的一次胰岛素的试验。一开始对方通知他没有通过体检，但过了一个礼拜后又说，“不合格就凑合来吧”。

　　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弄虚作假，特别是体检时蒙混过关，在试药者这个群体中，已是见怪不怪了。一位试药者就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吹嘘，吸烟的人想通过尿检，可以在尿检的时候，滴一两滴白醋；用10倍药剂量的联苯双酯应对饮酒问题，这样转氨酶就会变成正常值；再比如，在胳膊的针眼上涂些粉底液，就可以在另外一家医院蒙混过去。也有的受试者，在医生面前吞下药物，离开医生视线之后再吐掉。

　　各种试药经历，听起来更是可怕。第二天早上7点，肖周来到医院，护士给扎了两根静脉留置针。8点，护士又在肖周肚皮上打了一针胰岛素，接下来就是5分钟一次的抽血，持续了24个小时。

　　24个小时里面，肖周一次也没下床。“医生不让吃饭，一直在输生理盐水，”肖周说，“如果渴了护士就会把盐水开大一点，饿了就忍着，连上厕所都在床上，大夫给弄个尿壶。”

　　“我们就是小白鼠，甚至都不是带引号的小白鼠。”肖周回忆说，“那感觉就像囚徒一样”。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符合规范。按照规定，受试者在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应签署一份《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试验项目的内容、约定的各方的责权利关系，以及药物试验的风险。

　　但在现实中，这种违规操作并不少见。“作为受试者，你提出的任何意见都可能被忽略，你只能按照负责临床试验医生的话去照做。”他告诉记者，“医生们和中介们喜欢不说话的试药人。”

　　另一方面，不少受试者对《知情同意书》的内容并不在乎，很多人甚至都没有多看，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仿佛只是走个程序。

　　对于大多数来自农村，文化水平不高的试药者群体来讲，很多人可能也看不懂《知情同意书》。“圈内流行一个公式，钱数÷天数=药物危险性，很多人就按这个来计算要不要来参加试验，”肖周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给钱多的，反而不敢来。”

　　据肖周介绍，一些中介抓住了受试者这种心理。本来风险性高的药物试验，补偿金本应会高不少，但是担心受试者不敢报名，就悄悄把试验报酬压低。

　　在哈佛大学博士后、无锡和邦生物医药公司董事长杨建良看来，国内药物临床试验不够开放、透明，很多是有违医学伦理的。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试药流程中的违规操作，可能会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对整个药物临床试验乃至可能上市销售的药品带来安全隐患。

　　如果我能多试一些药，妈妈说不定就不会这么早离开我了

　　“我们试药者获得的金钱和我们的付出真的匹配吗？”这是让肖周一直困惑的问题。

　　一次试验中，在医生电脑上无意看到一份文件，肖周发现药厂准备给试药者的钱是3万元一个人，但是那次试验他只拿到了2500块钱。

　　据杨建良透露，他们研发的新药在国外进行药物临床试验时，给受试者支付的费用少则几千美元，多则上万美元。

　　但在中国，从药企到CRO，再到医院、中介，再到受试者，这存在着一个利益分配链层层盘剥，受试者拿到的往往是小头。

　　在国家食药总局颁布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中，明确规定了受试者的权益保障。该规范还指出，应遵循《世界医学大会赫尔辛基宣言》，即公正、尊重人格、力求使受试者最大程度受益和尽可能避免伤害。

　　但是受试者在药物临床试验过程中遭受伤害的例子也并不鲜见。一名先天性血友病患者，在参与一家医院的新药试验后身体产生抗体，只能使用价格更昂贵的药来治病。

　　“受试者进行权益维护的最大难点，在于一个人与药企或医院的对抗，”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卓小勤说，“他们明显属于弱势群体。”

　　当“为了金钱，出卖身体”、“拿健康换明天”等字眼出现在报道药物试验者这一群体的新闻报道中，肖周觉得“尊严受到了伤害”。

　　“大家都有这个观念，没有尊严，和那些卖血的似的，在出卖自己。”肖周自己也很矛盾，他认为参加药物试验跟献血相似，都是在做贡献，一方面又觉得试药者出卖自己；他一方面对媒体指出药物试验者为了钱出卖身体，表示不满，一方面又对这种说法表示认可。

　　他也会像有的受试者一样，在体检中作弊，蒙混过关，并且不介意和别人侃侃而谈作弊的“招数”。

　　偶尔，他会觉得自豪。特别是2012年夏天，一次陪朋友去药店买药，药师拿出一盒药，就是肖周第一次试的治疗过敏性鼻炎的药物，“你们不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心情，有种不能被表达的激动，还有些略带冷漠的伟大。”

　　如今，他从一个默默无闻者，走到聚光灯下，“就是要推动社会对这一群体的了解，更希望医生首先避免对受试者的歧视”。

　　就在今年4月份，肖周的母亲不幸去世，因为“她的病已经没有药能治了”。站在母亲的病床前，肖周想：“如果那时候自己多试一些药，没有拒绝那些感觉有些别扭的药，说不定妈妈就能用上儿子验证过的安全有效的药物。那么她就不会这么早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