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25日，由健康界传媒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举办的“发现最佳医疗实践——21世纪医院院长峰会·2014”在北京举行。

健康界传媒总编辑赵红接受专访

　　峰会期间，健康界传媒总编辑赵红接受了媒体专访。她表示，“所谓最佳医疗实践，就是为了医疗体系的改善，为了医疗质量的提高以及患者安全与服务的优化所做的一切努力。‘最佳’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持续努力的全程。”

　　促进国内与国际医院共同进步

　　媒体：为什么本届峰会要以“发现最佳医疗实践”为主题？

　　赵红：我过去一直在和医院管理者打交道，发现中国医院管理者经常关心国外的医院管理的进展。国内医院管理实践经过一段学习，也可以做得非常深入了。但与国外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我一直在想，如何为国内三甲医院和优秀医院找到榜样。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国内的医疗会议非常多，但在医疗管理上跟国际对接的还比较少。其实这非常重要，它能解决医改的很多实际难题，我们因此就想搭建一个国内医院与国际接轨的平台。

　　医改要解决基层的问题，解决县医院问题。但我们应该也看到，国内医疗实际上也有竞争力。但实际上，基层医疗应该有基层医疗的功能定位，国家队应该也有国家队的定位，我想要把这个诉求表达出来。

　　我们了解了医疗界、医管界的诉求，发现他们关心的东西其实是医学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以人为本、质量与安全、服务优化、与互联网结合、更加尊重患者”。

　　期待这次峰会能够让医疗界追求一些最根本的东西，和国际一起同步去追求，这就是我们的初衷。

　　追求“最佳医疗实践”永无止境

　　媒体：您如何定义“最佳医疗实践”中的实践者？

　　赵红：谈到“最佳医疗实践”，当医疗机构对准质量、安全和管理创新，以患者为中心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路上了。这并不分哪一级别的医院，无论是社区医院还是民营医院，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医院，这种追求都应该是无止境的。

　　本届峰会的目标不是纯粹瞄准大医院，“最佳医疗实践”也并不是一个终点，它只是我们的一个追求。

　　我们定义“最佳医疗实践”概念的时候，关心这三点问题：

　　第一，希望关心体系建设的人的来参加。体系建设涉及到基层、大医院包括养老。我们还会涉及到国外医疗体系，这是整体性的事情。

　　第二，在医院管理上，我们关心如何以患者为中心。其实最初峰会的主题是“以患者为中心”。但我们后来发现这种提法其实是有缺陷的。因为这个主题单纯强调了患者的角色，但患者只是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还涉及到政府、医保等方面，还有科技、信息化。

　　第三，我们认为核心还是要让行业里的人真正动起来，能够为患者服务、感受、质量和安全考虑，真正围绕患者做工作。所以，我们就提出了“医疗最佳实践”这样一个话题，这是我们的创新。

　　试想一下，当院长看着医院人群川流不息的时候，他该做什么，他该怎么管理患者。梅奥诊所每年也有大量患者就诊，这次会议专门请了梅奥诊所国际部转诊的专家，讲解他们的经验。另外，患者的安全涉及到安全和隐私问题。我们也邀请了上海沃德医疗中心的专家讲解如何关注患者的隐私。这些问题在医疗体系建设的时候，都会遇到。

　　媒体：中国信息化以及医疗创新的难点在哪里？如何突破？

　　赵红：这个话题很大，我想分享一下近期的感受。大连刚刚开了一个医疗信息化的会议，与会者都在研究美国的“蓝钮计划”。

　　“蓝钮计划”是什么呢？打个比方，我是老百姓，我下载一个叫蓝钮的终端。当我到参加了“蓝钮计划”的医院诊疗，这个医院可以直接将我的相关数据传到我的APP上。这是美国由政府推动的医疗信息化的一个项目，能够让健康档案打通。它不仅仅从医疗机构的角度来构建信息化，它还打通了患者的渠道。

　　我认为，医疗信息化要达到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终极的目标--患者能够进入到医疗信息化的主体中来。

　　但目前的实践，还只是从医疗的角度来打通，信息化仍然没有以患者为中心。上海医联工程做得很好，比如患者进了医院，在整个诊疗过程中，无须任何纸质的东西，离开医院的时候打印一个病历带走。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从区域的信息化再往前一步，比如让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往前走一步。

　　弥合医疗行业与媒体的鸿沟

　　媒体：医患关系中，医疗媒体该如何处理和医疗界的关系？

　　赵红：媒体和医疗界之间，和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有一点微妙，既有需要的一面，又有排斥的一面。

　　现在大家觉得很多问题是媒体造成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媒体训练营？我觉得医疗行业是整个国家无法避开的主流领域之一，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权是第一权利。当我们还健康的时候，我们就要尊重这个行业和行业的从业者。

　　但是，医药行业持续发展不容易，全球的医生都在减少，护士也在减少。我们应该去爱护这个群体的成长，但是他们身上有问题，我们也不能回避，否则行业也无法进步。

　　医和患，医疗和媒体之间，还是有一道沟壑。但是我们每天努力一点点，就能有进步。越是看到有问题，就是要越削尖了脑袋，想办法去解决它。恰恰在有问题的地方，媒体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医疗行业和媒体之间要在观念和意见上形成共识。因此，医疗媒体要在专业性上要做沟通的桥梁。我们到底有多了解医院？我们有多了解医疗？我们要让国民知道，医疗对一个人人生的意义，我们要去帮助这个行业，使行业更加尊重生命的价值。

　　媒体：从近期深圳投融资论坛和此次“21世纪院长峰会”来看，健康界会议从形式安排活泼，内容丰富，议题设置都紧扣医改现实，都是医界关注的热点。这种敏感性和及时性从何而来？

　　赵红：我是行业媒体出身，最初是财经类媒体出身，我一直喜欢从宏观角度去考虑问题。如果我们只看医院和医生，比如他们拿回扣了等等，就会觉得自己成了制度的牺牲品。

　　其实，我更愿意退回头去看：为什么每个环节的人都不舒服，都觉得委屈？那一定是整个系统出了问题了。从宏观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撤出这个矛盾。在做事情的时候，我更愿意跳出来，看整个系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能够从外国借鉴什么，怎么来解决问题。我希望把各种角色糅合在一起，去看一个体系的构建，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特别同意石应康院长的话。他谈到，医疗问题里70%的是医院问题，是领导力的问题，是管理的问题，所谓的领导力就是管理。

　　我认为外在环境问题可能占问题的30%，医院管理者也要尽力营造一个相对好的小环境。一位院长曾说，他们70%的患者可以预约。以每天1万的门诊量来计算，每天摩肩接踵的人流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很多医院管理者都在力图做这样的努力，改善医院流程。

　　创业痛彻：媒体转型早比晚好

　　媒体：短短几年来，作为医疗界的新媒体，健康界的发展迅速，可谓异军突起。您是否可以谈谈其中的经验和心得？

　　赵总：我先在《中国经营报》做了大概七年，后来在《中国医院院长杂志》做了八年，再加上中间筹备报纸项目大概两年时间，积累了十七年的平面媒体经验。

　　新媒体出现以后，我身边的同行也纷纷跳到互联网。我是一个传统媒体人，当时平面媒体还处在巅峰状态，所以根本不在乎互联网怎么样。

　　当自己不得不转型的时候，自身面临着巨大的障碍。第一就是思想上的障碍，跟投资人说要转型新媒体，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你会成功。我自己看了很多书，自己琢磨怎样才能成功。

　　我巧妙地选择了一个切入点，当时我从竞争惨烈的财经媒体转入医疗行业媒体，找到了一个空白点。当时，医疗行业的聪明人都在做医生、做院长，医疗媒体人中，拥有真正媒体思维的又很少。

　　其次，我选择了医疗行业里所擅长的财经、管理和政策，我将做财经媒体的经验用到这里来，把我所擅长的事情做好，再往前延伸也是可以的。

　　第三，医疗与管理的人群需求很窄，投资者、证券、上市公司数不胜数。但医疗行业的医院，全国有2万家左右，能有多少管理者？市场很小，但依旧能带来价值。我恰恰就为这部分人群做全方位的服务。从投融资到创新，这些都是我们服务的范围。我希望选准一个切入点，能够在运营方面、在市场上方面去做一些事情。现在这个行业大家都在做什么呢？大众健康。但关于整个行业的却很少。

　　从传统媒体出来了以后，我其实还是在用传统的业务来做互联网媒体。比如会议、图书这些传统业务，通过这些我能够摸到行业的脉搏。我们做这样的业务，也给客户提供了服务，创造了价值，相信这样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传统业务先让我们过了第一关--生存关。两年之后，我发现，原来互联网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时候，我突然就理解了互联网的生存模式，真正的变革在哪。如何将传统的思维转型成互联网思维，我觉得我们的好戏还在后头呢。这个我还是有把握的。

　　我觉得传统媒体转型势在必行。传统媒体太落后了，不只是生产方式的落后，还把自己贵族式的生产环节当成一种享受。但事实上，传统媒体获取和生产信息成本很高，既不环保又不简洁，也不便捷。

　　互联网思维的重要一点是要认识到自己的用户是谁，为何要用技术为用户服务。互联网能改变媒体人，使他从以前单纯的信息生产，转变为时刻能够想到用户、细分用户。我认为这是一个变化。

　　第二个是生产方式要发生变化，比如发布方式的变化，这涉及到个人的转型。媒体从单纯的内容生产者，变成了一个能够和用户交互的产品经理人。

　　最后与同行们分享一点体会，当大机会来临的时候，早痛苦还是晚痛苦？我认为晚痛不如早痛，早痛痛苦会小，因为你年轻。年轻人应该早一点让自己去了解另一种技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