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办的2013中国卫生论坛于8月16-17日在北京举办。今年的中国卫生论坛主体部分是中非卫生部长发展论坛，以“新形势下的中非卫生合作重点领域”为主题，分享50年来中非卫生合作的经验，直面传染性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负担和挑战，探讨全球卫生治理、中非卫生合作的愿景、重点领域和关键政策措施，共商全球卫生发展。新浪健康为您报道，以下为慢病防控嘉宾演讲内容精彩摘要：

　　下面我们有请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先生演讲，题目是公共政策是慢性病防控的关键，大家欢迎。

　　饶克勤：尊敬的大会主题，各位专家大家下午好。按照这次会议的要求，给我的命题是公共卫生是慢性病控制的关键。今天上午，大会委员长讲了一个健康寓于万策以及各国卫生部门所讲到的特别是像芬兰，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倡导慢性病控制的策略。那么实际上，我这个演讲是对他们演讲的补充。我讲演的内容四个部门，第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健康转型，第二个慢性疾病的健康危害与疾病负担。第三个危险因素的控制决定了慢性病防治的成败，第四个公共政策是慢性病及危险因素控制的关键。

　　大家知道，在过去20年乃至于30年中国经济每年以9%到10%增长速度，GDP的增长是全世界所注目的。到今天为止，中国的GDP的总额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的动力来自五个方面，第一个快速工业化，第二个快速信息化，第三个快速市场化。所谓信息化，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手机不会忘记，你到了办公室会有电脑。第四个快速城镇化，第五个快求全球化。在短短20年乃至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是有代价的，比如说快速工业化我们今天的快速工业化，成了全世界说的工厂，但是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承担着快速工业化的带来负担，环境的破坏、生态的破坏，我们今天说PM2.5，我们全世界所有污染的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了6个。快速的全球化，也就是说人口流动，今天中国的新发传染病明天可能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快速的市场化、城镇化、老年化他们所产生的是生态、环境乃至人群健康的问题。中国现在面临的不仅是双层经济负担，或者双层的疾病负担，而是多重的疾病负担。

　　在世界上所谓卫生改革，或者卫生的变化传染病和慢性病，但是中国不仅是传染病和慢性病，乃至于我们的现在的食品安全、环境的安全以及我们交通所带来的，或者快速地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损伤，包括自杀等等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快速转型所带来的相应的健康转型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举几个方面的例子，一个转型是我们快速地城市化，在过去25年中间，中国的城市化从占人口25%已经上升到50%以上。到202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超过60%，这个比例在大家看来好像无所谓，但是从绝对数来看，过去25年或者20年中国农村地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总的人口数是3.5亿。3.5亿是什么概念，全世界超过3.5亿的国家有几个，也就两个。一个中国，一个印度。美国也就是3亿。如果要把一个超过美国人口的国家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虽然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强劲的动力，但是大家思考一下，短短的时间人口的转移，转移人口本身来讲，原来是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要转移到城市，以工业化、现代化经济模式，这些我们所谓的农民工他们承受的环境、生态各个方面压力可想而知。

　　在农村地区，如果青年和青壮年转移出去以后，剩下的人群，我给他取了一个名字386199部队，3.8妇女，6.1儿童，9.9老年人。同志们当你的丈夫到了城市，当你的父母到了城市，当你的儿子到了城市，一年就回来一次。我们的儿童、妇女、老年人所承受的压力，和他们所带来的经济或者健康的、生理的，你可想而知。

　　最近一段时间我到农村去看，很多年轻妇女和儿童随着父母进入到城市，我们农村剩下老年人。如果按照常住人口来讲，城市人口不是老年化，真正老年化是我们的农村。刚才讲了老年化，中国最近这几年老龄化的进度非常快。目前为止，中国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日本的全国人口数。到了202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美国人口。老龄化是在中国是一个加速的过程，这个加速的过程在全世界是面临着100年的历史，中国也是三十年的历史，中国经济未富先老，怎么去适应。

　　刚才，美国CDC专家列举了中国疾病负担里面，中国过去二十年疾病的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世界各国都感觉到惊讶。刚才CDC专家说中国的传染病下降的幅度，尤其是慢性疾病的增长幅度在全世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的确确是。20年中间，中国的慢性病特别是像脑卒中、惯性并、以及癌症、糖尿病出现的迅速增长。这是前一段时间，全世界专家研究了中国的DALYS的变化。从这个变化中可以看出，在过去20年里面脑卒中成为中国第一位的死亡疾病负担。增长了将近30%。冠心病增长超过了80%，糖尿病也增长超过了60%。短短的20年，很多专家说中国的慢性病呈现出井喷式爆发。什么叫爆发，而不是说，持续地增长，是爆发。爆发就意味着什么？中国CDC前一段时间公布了在人群中间高血压的患病率，按照这个患病率的折算，中国的现在的高血压的患病人数达到了3.3亿。慢性病中间的糖尿病如果把隐性超过7.8这个水平加上去，中国糖尿病或者潜在糖尿病已经超过1.5亿。我们有什么原因去解释在过去20年中国糖尿病、高血压井喷式爆发。我们在座的专家能够解释这个原因吗？

　　很多专家说，欧美国家盐跟高血压关系不大，糖跟糖尿病关系不大。同志们，你们想想看，有什么理由或者什么原因能够解释在短短二十年里面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井喷式地爆发，什么原因？

　　我列了一个表，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的脑卒中死亡率在全世界属于最高，是欧美国家4到5倍，中国比日本高3.5倍。你说东方人比日本高3.5，癌症接近英国、法国，心脏病接近英国、美国、日本，高于澳大利亚、印度和泰国。这不是我讲的夸张。这是事实。在过去20年中间，疾病的负担引发出了一系列公共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第一个是疾病负担的高速增长，包括疾病本身造成的死亡。包括由于慢性病过早死亡，流行病学的转变，危险因素叠加效应，慢性病井喷已经构成重大的公共问题。

　　医疗服务的需求量显著增加，在过去五年，中国门诊量增加了50%，住院量增加了一倍，我们看门诊的病人已经由2008年的四五十亿增加到七十亿，住院患者从7000万增加到1.5亿至1.6亿。这些疾病、脑卒中、癌症、冠心病要求的医疗技术和条件，所带来的技术层面的要求，也给我们卫生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这些疾病在我们社区，在我们的基层是没有办法去诊断，也没有办法去治疗。所以患者不得不去大医院。很多同志说我们基层服务量不足，你要看到去看病的病人很多是基层无法解决的。上述这些问题导致了中国的医疗费用出现了迅速增加。这个是国家医疗卫生总费用的增长速度，虽然三年医改国家增加了很多补助或者投资。但是这种增加的幅度，我们2012年是2012年的多少倍，将近一万亿。占GDP的比例从2010年4.98上升到5.57，这也是震惊的。

　　问题在哪里？我们说慢性病的危险因素，有一些是可以控制的，有一些是不能控制的。所谓不能控制年龄、性别等等。但是有一些可以控制的危险因素，这是2010年这个stroke杂志上说循环系统、恶性肿瘤、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吸烟、超重与肥胖、体育活动少、饮食因素呈现的相关系数和相关度非常高。为了是在哪里？是这些可控的危险因素在中国是可控还是没控。或者控得不够，这是问题。

　　刚才美国CDC专家说，中国的疾病负担里面列举了15项危险因素，那么第一项是饮食因素，第二是高血压，第三是吸烟，第四是室外PM2.5污染，还有第五点是污染。等等这些危险指数，做了一个研究，在目前中国疾病负担里面第一位的是饮食因素占整个中国疾病负担里面的达到了16.4%，第二个是高血压16.0%，第三是吸烟9.4%，第四点是室外的PM2.5污染9.8%等等。这些因素我们哪个是控制了。食盐，我们推荐是5克，现在中国平均的食盐摄入量有所下降，但是还是11克，远远超出一倍还强。很多同志说，食盐在国际上好像对高血压影响不是特别显著，但是没有结合中国实际。

　　前一段时间我到张家口卫生社区服务中心，45张病床住了45个高脑卒中的病人。其他的我不说，专家你说，我们食盐得了这个病，高血压和脑卒中。我们祖祖辈辈，我爷爷爸爸都是这个口味，为什么他们不得，我得了？我说他口味重了，他说我爷爷、爸爸的口味都这样，为什么他们不得，我得了。你说遗传的元素是不通的。我爷爷是农民，我爸是搬运工，他们劳动，他们劳动的结果是男背心一层的盐渍。你是开小卖部的，不劳动，打一个电话就来送货了。也不劳动，也不出汗。出汗是最好的排盐途径。我们所有的生活全变了，唯独这个劳动没有了。盐多了，不得高血压得什么呢。我们的健康教育是怎么教育的。

　　吃盐多了吃油多了，是福。是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现在除了方方面面的变化以外，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化了但是我们口味，我们的食量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中国香烟消耗量的增长，蓝色是消耗量，红色生产量，直线上升。我做这个图，中国要长寿吗，烟就在烧这个寿字。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所有的危险因素，在中国不是得到了控制，或者是有效控制，基本是属于失控的。

　　加上我们快速地经济、社会的变化。

　　我们现在要考虑，我们怎么去控制这些慢性疾病以及它的危险因素。我们很多思考都是参照，我的传染病怎么控制。传染病的控制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的控制，比如说不上我们防治传染病是消灭管理传统源，保护易感人群，在传染病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往往有相应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比如说抗生素的发现以及应用。比如说计划免疫的发现以及它的广泛使用。抗菌素的发现，计划免疫的发现，以及后来所采取的这个策略的实施，对于传染病的控制发挥了绝对性的影响。

　　总结起来这些因素我觉得主要是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这些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针对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的防控，我们靠技术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技术或者科学技术在慢性病的防控中间能够取得关键性作用吗？而且我们很多的疾病控制的同志们，主要是从事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靠控制传染病的办法来控制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刚才芬兰专家介绍了芬兰国家的经验，以及CDC从侧面上介绍了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经验。你从这些经验里面可以看出来报他们的防治策略，包括美国冠心病、心脏病迅速下降，他们主要的政策措施和策略是什么？总结出来看看，它的策略在哪里？策略的核心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是公共政策。比如说控烟，在美国公共场所禁止吸烟，通过税收来增加香烟的价格等等。我们国家控烟采取了所谓的减焦，我们陈君石教授在这里，我们医学界反对所谓的减少香烟的，那叫伪科学。我们通过减少香烟的焦油能够成功吗？哪个地方主要是靠减少香烟的焦油的含量？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卫生计生委以及我们中国CDC，尤其是我们陈君石院士，在他们的精心的努力下，把中国慢性疾病的控制策略总结出来叫亿3×3×3的模式。包括三个人群，三个环节，三个手段。三个人群针对健康人群，第二针对高危人群，针对患病人群。采取不同的，因为他们每个人群中间要进行预防控制的关键环节，都不一样。所以有三种手段，开展健康的管理来开展健康或者慢性病的管理，或者疾病的管理。提出了五个策略，三个水平。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把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意义在哪里，因为慢性病的决定因素有三点，第一是遗传，第二是生活方式，第三是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决定了刚才的分析，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又决定了我们的遗传基因或者我们的遗传。将健康融入所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慢性病的控制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就是说，我们的三个人群、三个环节、三种手段不仅是卫生系统要做的事，是全社会都要通过公共政策来实施才能达到的效果。所以我们说慢性病的干预必须要关口前移，因为各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对健康的影响有一个累计效应。

　　我们这个是从怀孕期间出生儿童成年一直到临终关怀，我们控制慢性病要从他的早期开始，胎儿时期、婴幼儿时期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经济社会环境因素控制，以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关口前移上，这是我们预防慢性病关键所在。

　　第二慢性病预防必须系统整合，一个是公共卫生跟临床的整合，第二个不同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系统整合。今天上午，我们在大会里面、上海市介绍了我们把医疗卫生系统，我们的卫生发展的重点从临床转移到改善健康的公共政策。强调临床治疗、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的系统整合，强化医院跟社区、跟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特别是CDC的合作。因为我们说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疾病的防治效果，你越往医院走，越往医院ICU走，成本越大。健康预防跟社区、家庭慢病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它的生活质量越高。

　　最后总结一句话，慢性病及其卫生的管理，单靠卫生系统是有限的急慢性病的控制必须融入所有的经济、社会政策，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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