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国际医学中心试运行。中心与8家医院签署协议搭建医生多点执业平台，一度成为亮点。不过，由公立医院主导的多点执业，更似一种“组织行为”，与真正意义上的“医生自由多点执业”，仍有较大差别。鼓励社会办医的多点执业，实施效果如何？据上海市卫生监督部门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底，上海申请多点执业的2400余名医生中，逾四成超出退休年龄；至于公立医院中主动报名多点执业者，几乎全是退休人员。记者近日调查采访发现，申城医生自由多点执业，存在看不见的三道“玻璃门”。

　　医生：难摆脱“单位人”角色

　　“自由多点执业”难，医生的公立医院“单位人”角色，堪称第一道“玻璃门”。在上海市三级医院心内科工作的朱医生，入行已有十余年，职称升到副主任医师。他坦言：像国外医生那样，拥有行医执照、自由选择执业点，当然很理想；但在我国，实际操作难度太大，“毕竟公立医院医生的工资待遇、社会保障金缴纳等都由院方承担，医院不鼓励自由多点执业，自己也不敢提出来。”数据显示：全市2400余名登记多点执业医生中，第一、第二执业点均为社会医疗机构的占50%；至于公立医院在职医生选择社会医疗机构作为第二执业点者，几乎没有。

　　也有部分医生对新政提出看法。申城一家大医院主任医师透露，早在政策落地前，专家到其他医院会诊、开刀等潜在“多点执业”已悄然存在数年；新政却规定，医生选择多点执业最多不超过3个执业点，如此，反倒打击了一些专家多点执业积极性。

　　医院：考量人才培养成本与回报

　　为鼓励推动医生多点执业，今年初，国家卫计委起草了 《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稿里明确，“医生申请多点执业，应当征得其第一执业地点的书面同意。”处在第一执业点地位的公立医院，怎样管理医生去外面执业、怎样协调医院内部人力……诸如此类未解的后续问题，成为多点执业第二道“玻璃门”。

　　据了解，上海市大多数公立医院管理者对院内医生自由选择多点执业，抱以不反对、不鼓励的态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说，有能力多点执业的医生，大多具备丰富临床经验，可培养出一名这样的医生，医院付出成本巨大。此外，当前公立医院本就承担繁重临床任务，医生人手不算充沛，遇到地震等特殊时期，还要担纲紧急救援重任。医生多点执业，势必分散在第一执业点的精力，临床质量恐受影响。也有管理者认为，不反对人才流动，但是流动过程中也要考虑到人才的培养成本与回报。

　　行业：跨体制人才难以流动

　　旨在鼓励社会办医的多点执业政策，落地时面临现实尴尬：公立医院、社会医疗机构之间存在较大鸿沟。业内人士透露，现有医疗体制下，无论医生职称晋升、论文发表还是科研项目，身处公立医院都具有明显优势；社会医疗机构除开出“高价码”的诱惑外，缺乏独到吸引力，造成多点执业的第三道“玻璃门”。上海市医改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多点执业来提高收入、实现医生职业价值，无疑是美好愿景；但目前，社会医疗机构自身发展尚未形成良好气候、“土壤”仍不够成熟。多点执业的前提条件是，执业点间优势互补、各有千秋，以便医生有多种选择。而目前公立医院与社会医疗机构并不处在同一起跑线，跨体制人才流动难以真正动起来。

　　对策：加大医生职业身份改革

　　面对三道“玻璃门”，怎样找寻破解之道？

　　多位专家表示，应加大医生职业身份的改革力度，尝试将医生的工资关系、人事关系等，由“母院”管理改为由社会保障部门管理。记者获悉，试运行的上海国际医学中心，正准备将医生多点执业的“批准制”变为“备案制”，这一举措，或可在医院与医生的人事关系上实现创新探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善联教授则建议，理想的多点执业模式中，医生不是“单位人”而是“自由人”，由医师协会这样的第三方机构管理认证、晋升等事宜，如此大大提升医生自由度，可为多点执业奠定基础。

　　多点执业政策，确实会“解放”医生、释放生产力；但真正双向选择之后，对医生个体乃至医院整体发展都会带来新的挑战。有关部门应该出台更多配套细则，从而使得这一政策更好地得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