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血疗法，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引流患者特定部位的血液，以达到疾病治疗效果的医学方法。与其它治疗相比，亦中亦西是其特殊之处，在传统中医和西方医学的历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在东方，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记载“刺小络之血脉”、“菀陈则除之，出恶血也”，认为刺络放血能够治疗癫狂、头痛、暴喑、热喘、衄血等病证，历代中医均凭此活血理气，外泄内蕴之热毒，“攻邪最捷”。
在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疾病是由体液失去平衡所致，放血和发汗、催吐一样，都是平衡体液的方法。古罗马名医盖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复杂的放血疗法，影响深远，以至于到了中世纪，放血已成为欧洲大陆包治百病、保健养生的常规疗法。
说到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还得说东方精细，西方粗糙。
传统中医是通过针刺特定位置，放出少量暗红或乌黑色的“恶血”，“血变为止”，操作有相对严格的流程和标准，有一定技术门槛。
而古代西医却是切开血管敞开了放，病情越重，放得越多，真个是手起刀落、血流成河，场面极度血腥。因为操作简便，后来连主刀的重任也由医生、僧侣转交给理发师，“高端”一点的还曾动用过蚂蟥。
到了近代以后，东、西方差异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医继续固守前辈的金科玉律、云篆瑶章。而在西方，随着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等医学基础学科的奠定与完善，“体液平衡”等放血疗法的理论根基被动摇，西医开始对所谓“理所当然”的万能疗法进行反思与检讨。
1799年，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在简单的着凉感冒后，没有及时有效治疗，反被医生依据当时观点放掉至少一半的血容量，直至死亡。类似的临床教训大大增添了人们对放血疗法的质疑与不安。更多的具有科学思维的医生则把着眼点从个例扩展到群体。
19世纪初，苏格兰军医Alexander Hamilton第一次采取前瞻性临床对照研究，发现接受放血治疗的患病士兵组，其死亡人数远高于不放血组。同时代的法国医生Pierre Louis历时7年，通过对大量病人的临床观察，也得出放血疗法没有明确疗效的结论。理论的更新和实践的总结最终使放血疗法为主流医学所摈弃。
今天，即使按照现代医学的观点，放血疗法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被应用于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血色病等极少数疾病的治疗。前者是因为骨髓异常增生，红细胞数量明显增多，由于目前尚无有效抑制骨髓过度造血的治疗方法，只能通过放血减少过多的红细胞，但也已更多地采取单采红细胞放血而不是放全血。血色病则是因为铁代谢障碍，过多的铁被储存在体内导致组织器官病变，对于这样的病人，除了尽可能减少铁摄入量和使用铁螯合剂，通过直接静脉适度放血也是迅速改善病情的方法。
与基于科学理论和循证证据的现代医学相比，传统中医在放血治疗的观念上显得有些因循守旧、缺乏创新。阴阳、脉络、穴位这些概念固然无法走出国门、取信世人，更有部分中医尝试“西学东渐”，宣称放血“不仅只是放出瘀血或毒血那么简单，同时也是对血管壁的刺激，而血管壁上有丰富的神经，有些部位还分布内分泌细胞，因此刺激血管也有可能调节了神经、内分泌系统。”这其实是想借西医之外衣来做自身的包装，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依据，并不能自圆己说。
在历史上无数次治疗实践中，人们的确能看到放血疗法起到了改善某些症状的作用，但这需要排除疾病自愈、心理暗示等各种可能，其机制、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迷信当前认知、一味进行否认并不是科学的态度。
需要强调的是，“放血”毕竟是有创操作，存在诱发血栓、增加感染、失血过多等潜在风险。在缺乏必要监管的情况下，容易被一些“江湖游医”、非正规医疗机构盲目滥用。
曾有病例报道：某患者因下肢大隐静脉曲张在某“名中医”处接受多次放血疗法，因为曲张静脉的压力在放血后会暂时缓解，当时症状自然减轻，但是血液循环会很快重新充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而多次的放血操作导致患者皮下炎症严重、粘连广泛，最终给手术带来很大的困难。
在当下的科学认识体系里，中、西医学难以调和适应，但至少可以各据信众、并存发展。中医从业者和中医的拥趸们更应该警惕那些打着中医旗号、实际败坏中医名声的伪中医，他们才是中医最危险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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